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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探索型”基础研究往往是未经检验过的全新概念的前期研究，具有高风险、难以预测、跨学科等特点，专家通常难以达成一致意见，因此建立在评审专家共识基础上的传统项目模式并不适合资助这类项目，需要探索新的“非共识”资助模式。

　　中国科学院院士、2013~2018年曾担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的杨卫曾指出，对于有限的、且增幅逐渐减少的科技资源，我国科学家目前通过相互竞争，呈现的是一种近于零和博弈的状态。然而参考国际经验，一个好的基础研究环境应当是宽松型博弈状态，能鼓励更多自由探索，激发颠覆性成果。

　　曾经以领土防御为重点的国防战略已经无法满足澳大利亚的野心，遥望中国，“澳大利亚要做到在潜在敌人到达海岸线之前就威慑他们，无论是在海上、空中还是网络上。”

　　“17世纪，莱布尼茨提出猜想：人类逻辑思维是否可以符号化？这是现代数理逻辑的开端，19世纪，英国数学家布尔为解决这一猜想，发明了布尔代数。20世纪中叶，‘信息论’之父香浓把布尔代数和数字电路联系起来，从电路设计到后来的集成电路、芯片都受此影响。这就是无用之用。”周向宇说。

　　4月10日，印度内政部长、莫迪最信任助手之一的阿米特•沙阿前往东北部的伪“阿鲁纳恰尔邦”（我藏南地区），在当地启动“活力乡村计划”。

　　王贻芳指出，当下，以竞争性项目制为核心的科研管理体制中，科学研究的一切组织事宜由政府的项目管理官员来控制，他们拥有立项、组织评审、审批等权力。这种管理体制相当于中央部委直接管理课题组，完全忽略或跳过了关键的中间层——科研单位。这与大多数国家的科研管理模式不太一样，没有充分发挥科研单位和专家的作用。“本质上其实是不相信科学家。”他说。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东南亚和大洋洲研究所副所长骆永昆22日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菲律宾主动邀请中国外长访问，透露出菲律宾仍然希望积极维护与中国的关系的信号。对华关系仍然是菲律宾对外关系中很重要的部分。今年年初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对中国的访问十分成功，中菲两国元首重申继续通过友好协商妥善处理海上问题，还宣布重启油气共同开发谈判，释放出深化两国关系的积极信号。这次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访菲，中菲双方将探讨各领域的合作，包括就如何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等问题进行沟通和协商。

　　从二极管、三极管、大规模集成电路，到中国自主研发设计的第一枚CPU芯片，黄令仪见证并参与了中国微电子行业从无到有的发展历程。退休之后，她继续发光发热，成为龙芯研发团队项目负责人之一，被誉为“中国龙芯之母”。

　　李亮认为，稳定经费支持涉及到资源的调配，落地过程中可能会有复杂的博弈，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具体支持比例是多少？对需要投入大量资源和时间的研究领域，很多发达国家能达到70%~80%的比例，中国很难一下子提升到这一水平。

　　[环球网报道 记者 朱嘉琪]韩国总统尹锡悦今天出发访美。就在这个时候，英国《金融时报》、路透社等媒体爆料，美国政府又对尹锡悦政府提出要求了，且事关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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