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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合作的快递公司价格亦时常波动。“我们发货的网点，要是完不成他们的任务，运费就好商量，你说啥就是啥，他们一旦完成了任务，价格就高了。”张明霞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说到底药材涨价是供需失衡问题。”邓勇分析说，实际上国内目前中药材种植标准与质量还达不到规范化、标准化、高质量化建设的要求，在供给上仍会出现某些缺漏，集体性涨价仍不可避免。中药材种植标准化规范化发展、中药材产业链营收分配优化是一个长期过程，需逐步构建。目前，若要稳定药价，需要政府强制力推动，尽可能实现中药材的直供直销，避免哄抬药价、恶意囤储等不正当行为。

　　针对部分家长反映的“回流生”资格造假、中介机构违规操作等问题，西安市教育局表示，西安市教育局、西安市公安局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对“回流生”报名资格等情况正在逐一核查。对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将严肃处理、坚决打击、绝不姑息。

　　新京报讯 据上海人大官微消息，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今天（7月25日）继续举行，对开展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增强科技自立自强能力综合执法检查情况的报告进行分组审议并开展专题询问。

　　然而，经过半年的历练，陈乐认为，回乡创业并不适合自己这种既缺乏资金，又缺乏种植知识和技术的“小白”。这与前述研究的调查结论相吻合，报告指出，“新农人”较一般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面临更突出的土地、融资、雇工、物流、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困难，还要面对家庭不理解、社会不认可、对农业不熟悉等自身问题。

　　“以申请中央和省一级的项目为例，要申请，你就必须要有跟农户合作的经历，要有利益链接机制。我们跟农户一起做事情，所以在申报的资料准备上，我们非常强，做起来也很简单。但政策风险也特别大，有可能一直拿不到钱。”郭祁琦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在郭祁琦的经验里，要获得最新的产业信息，争取更多的资源，必须要与当地政府保持紧密的联系。但问题在于，一旦政府出现变化，企业前景就会遭遇不确定性。在他看来，这就是在农村创业的复杂之处。

　　印媒《经济时报》曾报道称，2020年4月，印度政府更改了外国直接投资政策，要求来自与印度陆地接壤的国家的在印投资必须获得政府批准。“虽然政策没有提及任何国家，但目的是阻止中企收购印度实体。”

　　郭祁琦则总是想起大二的那个暑假，他跟着从职业高中毕业的表哥“进社会历练”，因为曾向长春的欧亚超市卖过漾濞核桃，采购经理又找到他们，希望由他们帮忙，到漾濞隔壁盛产柑橘的宾川县采购一批柑橘。

　　“今年中药材持续涨价的直接原因是游资涌入与中间商囤货炒作。”邓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游动资本自身难以精准进行中药材囤积，实现低价购入、高价卖出。现实中，他们倾向于与掌握中药材生产信息、价格信息、交易信息的经销商、咨询公司等合作，在充分把握产业信息的基础上，利用自身资金优势大量囤储中药材，通过炒作与垄断来控制价格，谋取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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