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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1月，他任云南省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时，还曾兼任省发改委主任。“一肩挑”现象曾引发媒体关注。2月下旬，岳修虎不再兼任云南省发改委主任一职。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则表示，家长和学生们的“高考焦虑”，可能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高中阶段以下，尤其是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资源不均衡，家长担心自己的孩子不能进到理想的学校，由此导致过度补习；二是评价的标准过于单一，而且评价者不是自己熟悉的、直接任教的教师，而是一次“一锤定音”、抽象的考核。

　　这是CCG在一年内的第四次欧洲之行。2022年6月底，我们在疫情的重重阴影之下先飞往美国，随后前往柏林、巴黎和布鲁塞尔，寻求打破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交流障碍。去年11月和今年2月中旬，我们又两度赴欧，参加第五届巴黎和平论坛、第59届慕尼黑安全会议。我们本次行程中增加了爱沙尼亚首都塔林一站，参加在那里举办的以爱沙尼亚前总统伦纳特·梅里的名字命名的国际会议——伦纳特·梅里会议。

　　上述达州市委组织部工作人员表示，此次遴选，达州没有对报名年龄等条件“一刀切”，而是组织部门跟不同用人单位一起交流会商后，根据用人单位和不同岗位干部队伍的发展情况，制定了科学指标。

　　达州跨省遴选公务员一事之所以在网上引发热议，是因为有网友提出，这一引才机制值得全国推广。杨继瑞也认为，达州在全国率先探索这样的引才机制，可以在全国形成典范效应。

　　李朝因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一般日流水200元是网约车司机的“生死线”。据他介绍，由于行业平均客单价在20元左右，这意味着大部分的司机需要每天跑到10单以上。“刨除掉平台抽成、车辆损耗、充电和停车、保险等必要开支，拿到手里并没有多少钱，若订单量在10单以下，将不足以支撑开支。”他说。

　　辽宁省劳动人事争议研究会法律专家孟宇平表示，现行的女性就业权益保障相关条文分散在妇女权益保障法、劳动法、就业促进法中，缺乏保障实施机制，“虽然可以用侵犯名誉权来起诉存在性别歧视的用人单位，但由于维权成本的问题，实践中并不容易实施。”

　　过于庞大、耀眼的掩埋遗物对三星堆遗址与文化整体的研究和探索也构成了些许干扰。参加过1980年至2000年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研究和组织工作的赵殿增曾坦言：“两个祭祀坑的发现，也在某种程度上打乱了工作的计划性，同时带来了不少新的问题和新的矛盾。不仅上千件埋入时就被有意打碎文物的修复、整理、研究、保护工作需要投入很大的力量，而且社会各方面对这批文物的关注和需求，使我们无法正常地继续原有的工作。”计划被打乱的最直接影响便是发掘资料的整理与考古报告的发表，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万娇就在论文中表示过：“从祭祀坑旁边的三星堆开始，兴奋的考古工作者不断地对三星堆遗址进行新的探索，自然就忽视了一项最基础的工作——对以往发掘资料的整理和发表。1980年发掘后发表简报《广汉三星堆遗址》，这样及时的发掘—整理—发表的优良传统并没有很好地延续下去。”时至今日，研究者能够使用的资料，除了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写的《三星堆祭祀坑》，只有1934年、1963年和1980年的三个简报，没有详细的正式报告。

　　河南省委农办主任，省农业农村厅党组书记、厅长孙巍峰表示，河南全省上下正在最大限度保障夏粮抢收，预计6月1日基本具备农机下地作业条件，6月2日黄河以南进入集中收获期，6月4日至7日可形成收获高峰，预计6月15日前后麦收基本结束。

　　王晓康向中新经纬表示，春节之后，小麦整体价格重心处于下行状态。“从国内供需面来看，制粉需求持续低迷，而前期售粮进度偏慢，粮商陆续认价出货，市场余粮供应宽裕，且轮换粮持续投放市场，小麦进口量环比增加，市场整体供大于求，价格重心走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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