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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月，哈尔滨市纪委监委通报：对在五常市露天焚烧秸秆问题中履职不力、监管不严的70名党员干部及相关人员进行了严肃处理。时任五常市委书记张希清，受到批评教育。

　　不过，也有业内人士分析认为，虽然目前官方对参考价已有表态，但核心还要看贷款端动作。如果银行在放贷过程中如传言所述具体执行，那也将对二手房参考价机制产生影响。

　　另一个最核心问题，就是钱从哪儿来？关于提高稳定经费比例的建议，身为全国人大代表的王贻芳已经在两会上呼吁了多年，但收效甚微。他分析，改革障碍可能与中国多头的科研管理体制有关。现有体制以项目为核心，各类不同的竞争性项目分别出自科技部、基金委、发改委等多部门，它们只会盯紧自己手里的项目经费，既没有动力，也缺乏能力去全局推动。也因此，近年来只有零星的碎片式改革，比如中科院内部在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试点稳定经费支持等。

　　李亮认为，这是一种很有益的尝试，但步子仍迈得太小，每年通过的原创推荐项目很有限，“多数通过的项目背后都由院士推荐和支持”。杨卫建议，基金委应继续夯实推荐者的责任，进一步扩大项目资助额度，容忍一定的失败率，并采用滚动式支持，“重点不在于你支持了多少项，而是确实支持了一些好的项目”。

　　<strong>直新闻：不光是美国，此前也曾传出对台输出大量务工人员的印尼和菲律宾讨论相关所谓“撤侨”事宜。这反映了周边对于台海局势怎样的忧虑？如何化解？</strong>

　　因此，在这样一个互相嵌套的科研管理体系中，作为科研管理机构的政府、负责组织研究的科研单位和一线科学家之间，权责是模糊和失焦的。“这也是为什么2019年全国多地实行科研经费‘包干制’改革后，项目经费实行定额包干，只定总量，对执行细节不做约束，本是为了放权给科研人员，但现实中却起到了反向刺激，让人们想申请更多项目的原因。”周忠和说。

　　“因此，在‘入口’处的基金委在资助时如果过度强调目标的清晰性，则容易导致项目前瞻性不够，相当于喇叭口一开始就收得非常小了，但自由探索型基础研究必须有一个非常大的喇叭口。”穆荣平说。

　　记者调查发现，这种“一拿到项目就有钱、没有项目收入很低”的现象在大部分主要依靠国家财政支持的科研机构很普遍，因为财政每年一次性提供的基本事业运营经费“只能保底”。比如在高能所，这笔钱主要用于“给员工发基本工资、基础的基建和修缮、水电支付等”。王贻芳说，高能所基本是靠竞争性经费活下来的，从研究所（课题组）的科研经费来看，竞争性经费占比几乎是100%。

　　迷迷糊糊接通后，对方又哭又喊地报喜。一听是找到了孩子，他也兴奋得睡不着，两个人又絮絮叨叨聊了起来，等聊完对方那边的情况，时间又过去了两个小时。

　　公开资料显示，张务锋出生于1960年10月，山东莱芜人，2015年任山东省副省长，2017年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局党组书记、局长，2018年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成立后，他任党组书记、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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