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背景下，一些智库对华研究团队也发生调整，一批新老“知华派”人士开始担当重任。比如，今年夏天，主持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多年的李成前往香港大学，担任该校中国与世界治理中心创始主任。对这一变化，新加坡《联合早报》刊文评论说，这是美对华新冷战下的“人才脱钩”。李成的位置已由曾在美国使馆担任过外交官的“知华派”何瑞恩（Ryan Hass）接任。巧合的是，何瑞恩跟迈克尔·弗罗曼一样，也在奥巴马政府中任过职，扮演过对华政策顾问的角色。再如，白邦瑞离开了近年来极端化倾向明显的哈德逊研究所，到传统基金会担任中国研究负责人，最近常以“中国战略高级研究员”的身份接受美国媒体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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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行业净息差水平已基本接近长期金融稳定的底线，控制银行体系负债成本势在必行，且较为迫切。”王一峰表示，“主要银行或于近期再次下调存款挂牌利率。从存款定期化趋势看，本次挂牌利率下调，仍将可能是非对称的，即长端降幅大于短端，此举有利于缓解存款定期化、长久期化趋势，同时能够减轻资金空转套利。”

　　蒋敏娟在《组建中央社会工作部与社会治理现代化》一文中梳理了组建中央社会工作部的历史逻辑：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时间里，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采取的是“单元分割式”的社会管理模式，以人民公社体制和单位制将全体社会成员纳入统一的管理体制中。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化及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结构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我国的社会治理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原本依靠封闭的单位制实现社会融合的社会基础不复存在。/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