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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十九大之后被查的招商银行原行长田惠宇、中国储备粮管理集团原副总经理徐宝义、公安部原副部长孙力军、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原副主席白向群、贵州省政府原副省长王晓光等。

　　在詹德斌看来，伴随着中韩建交后30余年的全面交往，两国民间的各种矛盾也日益增多，有的表现在个体层面，有的表现在国家层面。这些矛盾很多由具体问题引起而发酵，而当这些问题反复出现或长期得不到解决时，自觉利益受损的一方就会对对方产生厌恶情绪。

　　上述有关陈树隆的展览展板提到与陈树隆案相关的最新细节：任芜湖市市长时违规动用2.2亿财政资金炒股；任芜湖市委书记时利用内幕信息获利4400余万元；任省委常委时将收受的8000万元用于投资信托产品获利6亿元，将收受的7800余万元入股某公司，并利用职务便利帮助该公司上市。

　　那次的意见提到，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制度化的长期稳定发展环境，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

　　据岛内媒体报道，台湾高铁开通运营之初，资产负债率已经高达80%。仅仅三年后的2010年，台湾高铁公司就不堪债务重负濒临破产，不得不在当局介入下，大规模举债融资重组。这种权宜之计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2015年岛内媒体曾经警示，如台湾高铁公司破产，其3600多亿新台币的债务将导致全台人均负债1.6万元新台币。

　　另一个最核心问题，就是钱从哪儿来？关于提高稳定经费比例的建议，身为全国人大代表的王贻芳已经在两会上呼吁了多年，但收效甚微。他分析，改革障碍可能与中国多头的科研管理体制有关。现有体制以项目为核心，各类不同的竞争性项目分别出自科技部、基金委、发改委等多部门，它们只会盯紧自己手里的项目经费，既没有动力，也缺乏能力去全局推动。也因此，近年来只有零星的碎片式改革，比如中科院内部在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试点稳定经费支持等。

　　他们失联的亲人，大多数是家里的老人：有的老人已经接受了截肢手术，丧失在火灾中逃生的能力，但意识清醒；有的老人意识不清醒，和子女都说不了话；还有老人依赖鼻饲。

　　因此，在这样一个互相嵌套的科研管理体系中，作为科研管理机构的政府、负责组织研究的科研单位和一线科学家之间，权责是模糊和失焦的。“这也是为什么2019年全国多地实行科研经费‘包干制’改革后，项目经费实行定额包干，只定总量，对执行细节不做约束，本是为了放权给科研人员，但现实中却起到了反向刺激，让人们想申请更多项目的原因。”周忠和说。

　　2012年，北京市药监局拨付的68万余元办公用房维修改造经费，成为闫学会眼中的一块肥肉。在研究资金使用的党组会上，她授意李某汇报，声称将由北京双鹤净化设备安装有限责任公司承揽维修改造工程。因双鹤公司之前承揽施工局会议室装修工程，质量可靠，与会党组成员一致同意继续由该公司承揽新的工程。但他们没有想到，这其实是闫学会导演的一出“狸猫换太子”。

　　“我们相信，企业CEO访华时会为中国感到兴奋。中国是一个非常活跃的大市场，当他们参观后，就有可能进行投资。这是一个逐渐恢复的过程。”中国美国商会总裁何迈可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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