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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走出大流行的标志，其实是从不同的角度可以有不同的指标，从疫情防控，特别是公共卫生的角度来看，它的指标，我想主要有以下方面，一个是这种疾病的感染率到底处在什么状态，两个关键的感染率，一个是累计的感染率，也就是在一个地区、一个国家、一个人群当中，在一定的时间内总的感染率，也就是累计的感染率。还有一个感染率的指标是新发的感染率，比如说每日有多少人新发，在特定的人群中新发了多少人群的感染。另外一个指标是人群对它的免疫水平或者是免疫率，它的指标就是判断他体内抗体的水平，也就是抗免疫屏障、免疫保护率达到什么状态。第三个指标是看病原体，就是新冠病毒有没有发生质的、有公共卫生意义的变异，如果是在一个亚型下只是发生量变，没有发生质变，这个指标也是非常重要的。第四个是从医疗卫生供方的角度看，每日的接诊门诊量、住院情况、重症情况、死亡情况，以及整个医疗卫生系统应对的能力，这个方面是重要的。最后是看整个防控能力，从机制到控制这个疾病的手段和能力是否基本具备。我想这几个方面是判定走出大流行的重要指标。

　　日益激烈的竞争使幼儿园对潜在“客户”的需求更加敏感。但大多数日本学前教育专家认为，这种竞争对课程的影响是一种“不良的压力”，导致学前教育屈从于家长的需求，忽视了什么样的教育对学龄前儿童是真正有帮助的。激烈竞争中，拥有丰富的课程经验、充满爱心的幼儿园园长往往会输给那些更具商业头脑的园长。

　　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海英对《中国新闻周刊》分析说，政府部门应当构建学龄前人口预警系统，研判资源未来配置需求，提高资源配置的韧性，化解人口发展可能带来的资源配置风险。

　　看来，美、俄之间，或者说拜登与普京之间，真是另一种理解角度的“相爱相杀”啊！同一天在东欧名城莫斯科和华沙的两场大国领导人讲话，简直是一场激烈的“隔空搏杀”。

　　完全我个人的观点，我觉得里面分量最重的，可能是王毅的这句话——根据外交部通稿，王毅告诉普京：中俄的战略伙伴关系，从不针对第三方，当然也就不受任何第三方的干扰和挑拨，更不会被第三方的胁迫和施压所压倒。

　　订单有了，谁来造船？柴树藩为此单独约谈了原大连造船厂厂长孙文学，孙文学后来曾对媒体回忆，当时之所以敢接下任务，也是铤而走险，“船厂两万多人要吃饭，要干活，怎么能不接订单？”

　　在上一轮行业周期中，国际船市在2002年复苏后，船厂新接订单快速增长，船台趋于饱和，导致供不应求，应接不暇的船厂开始“挑单”，一些大型船企如果出现空船位，甚至可以公开竞拍，价高者得。面对高额利润，大量资本涌入，民营“沙滩船厂”数量骤增，埋下了“中低端产能过剩”的隐患。

　　上世纪90年代末，广船国际（原广州造船厂）为瑞典格特兰航运公司制造两艘高速客滚船，成为中国第一家建造客滚船的造船企业。1997年，沪东中华启动了液化天然气运输船（LNG）的研究工作，经过十年技术攻关，于2008年交付了国内首制LNG船，在全球LNG船建造市场上，再次打破日韩垄断的局面。

　　在香港，出生率下跌已引发了一轮幼儿园关停潮和裁员潮。特区政府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香港出生人数仅为3.25万，死亡人数却达到6.21万，自2021年进入人口负增长阶段后，香港出生率进一步创下新低。与此同时，香港教育工作者联合会（简称“教联会”）2022年5月调研了235所幼儿园后发现，平均每所幼儿园流失学生数约占全校人数13%~27%。超过70%的幼儿园出现财政困难，10%的幼儿园称明后两年内可能停办。到了12月，教联会再度调查发现，超过五成的幼儿园明确表示会裁减教师。截至2022年10月，香港已有20所幼儿园关闭。

　　大连造船厂开办了技术培训班，根据外国船级社的验收规范，制定了系统化的工艺标准和校验细则。1981年9月14日，“长城”号终于通过严苛的验收，在大连造船厂顺利下水。首航300多天，“长城”号在世界三大洋航行了52000多海里，全部仪器仪表正常。当“长城”号安全返回时，“望远”号已经开始了在大西洋的首次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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