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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龙强调，如果没有靠得住的“中间人”，绝不能轻易交钱给诈骗公司——诈骗公司发现家属有求必应，势必会扣住被困者当做筹码，源源不断地要钱。

　　乔良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投保人选择非法代理退保，退保后会失去正常保险保障，未来再次投保时，由于年龄、健康状况的变化，可能面临重新计算等待期、保费上涨甚至被拒保的风险。

　　与“反催收联盟”一样，“代理退保”黑产已经到了必须重拳整治的地步。披着“维权”外衣的代理退保黑产，不仅会破坏保险公司正常经营秩序，迫使保险公司支付远高于现金价值的退保费，也会给投保人造成重大损失。

　　“他们的专业化水平比较高，除了律师外，可能还有一些保险公司前员工会从事代理退保业务，他们很清楚投保流程和规则，知道哪些地方存在风险点，也懂得如何跟保险公司交涉。”乔良说。

　　李政明从法律角度建议，加强对金融保险犯罪的立法工作；对该类犯罪要适当扩大主体、增加刑期；加强对金融保险诈骗犯罪的查处、判决工作。

　　《中国新闻周刊》拿到的一份协议显示，甲方（投保人）需向乙方（代理退保人）提供约定好的全部资料，并如实告知真实情况。如果甲方手上缺少保险公司的违规证据，乙方会进行取证指导，有的也会“提醒”甲方。

　　目前，我国法律法规对青少年开展医疗美容作出了相关规定，自2002年5月1日起施行的《医疗美容服务管理办法》第二十条指出“未经监护人同意，不得为无行为能力或者限制行为能力人实施医疗美容项目”。地方性条例也包含了类似规定，2014年广州市发布《广州市未成年人保护规定》，首先提出未成年人医美须经其法定监护人同意；2022年《上海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北京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修订草案）》均明文规定，要求未经未成年人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同意，任何机构都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医疗美容服务，并制定了相应的处罚规定。

　　也有代理人向许凯证明自己的重要性：客户不知道怎么维权，他们能指导客户如何搜集证据，要向哪个部门反映。而且“现在自己退保险挺难，几乎退不掉。我们第三方操作也要一个多月”。

　　乔良介绍，取证的通常做法是调取录音录像，回溯当时销售情形，或者调查涉事业务员。但是保险从业人员流动性很大，如果联系不上业务员，又没有当时留下的录音录像证据，保险公司很难说清自己没有过错，不排除存在花钱消灾的情况。

　　此外，乔良认为，人身保险合同周期较长，缴费累积额度较高，当保险消费者出现资金方面的压力时，往往会考虑“变现”保险产品，但由于对于保险单质押等正常处理手段缺乏了解，往往被代理退保黑产“引诱”。在投保初期，保单现金价值往往低于所缴纳的保费，这被代理退保黒产所利用，使消费者误解为保险“亏损”，要求退保。

　　本报记者 大发pk一分一期全天免费计划 【编辑:大发pk一分一期全天免费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