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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在拒马河下游的县市，近些年日益缺水，我们其实不希望上游修水库。”上述熟悉涿州市水利的人士坦言，这种心理十分矛盾。一方面，发生这么大的洪水后，当地需要水库来调蓄洪峰；但另一方面，不能为了防洪，使农业、工业生产受到威胁，“不是简单非黑即白的事情，需要多学科多领域论证”。不过，程晓陶认为，时隔多年后，此次河北受灾是一个契机，以审视是否需要建水库。

　　多位救援人员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此次救援的挑战也远高于“7·21”和郑州“7·20”特大暴雨时期。8月2日上午，中国皮划艇协会新兴项目委员会主任金绍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前一天凌晨，他们一行人带着皮划艇抵达涿州。“很多道路不通，我们只能哪条路通，就往哪儿走。”金绍辉说。此外，洪水进入平原，行洪速度放缓。水下很多杂物，铁片、树枝，甚至电线等障碍，随时可能阻拦、破坏船艇。部分救援队只能先清理障碍，再想办法救援。

　　还有一些金融机构的主要负责人甚至监守自盗，自己亲自出手做起了高利转贷的生意。曾任云南省富滇银行副行长的孔彩梅，被通报虽然拿着上百万的年薪，却不知足，整天琢磨怎样钱生钱、利滚利。在审批贷款过程中，她了解到多位私营企业主资金短缺，于是滋生了放高利贷的念头。孔彩梅把自己筹来的资金进行高息借贷，“白天当银行行长，晚上作钱庄庄主”。经查，孔彩梅涉嫌贪污、受贿、高利转贷等多项违法犯罪行为，违纪违法所得共计3180余万元。

　　除此之外，毛昭晖认为，刑法设立高利转贷罪至今尚未修改过，随着司法实践中出现的一些新的表现形式，犯罪行为变得更为复杂，有的涉及违法行为、有的涉及违纪行为。犯罪涉及到的人员也更广泛，包含政府、政法机关、金融系统的官员等等，有的还涉及代理人等。他认为有必要出台司法解释，对不同的情形进一步细化。

　　积极开展医疗救治做好灾后防疫。全市派出242人组成的医疗工作组分赴重点区，转运伤病员3300余人次，协调48名专家指导和支援重点区医疗救治。及早启动灾后防疫工作，加强传染病监测预警和应急处置，严格受灾地区水质监测和消毒，确保“大灾之后无大疫”。

　　国家气候中心主任巢清尘向《中国新闻周刊》指出，要实现更精准的天气预报，需要资金和很强的技术能力，而且要精确到较小区域尺度，“目前还做不到这么精细化”。北方城市发生这种极端暴雨的频次较低，对于其形成规律，也缺乏相关历史数据的积累。同时，多位专家还提醒，预警也不能过度发布，最近几年由于频频发生一些突破“历史经验”的极端天气事件，一些地区的气象部门担心事后追责，日常发布预警的频次过高。这会给地方政府和公众造成“狼来了”的感觉，不利于真正发生灾害时的动员。

　　北京市委常委、市政府常务副市长夏林茂介绍，灾情发生后，市委市政府一刻不停“抢险、抢修、抢通”，全力做好“四通一保”、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各项救灾工作。

　　他指出，当前海河流域防汛正在经历洪水演进过程，要毫不松懈地抓细抓实抓紧抓好重点地区、重点部位防御工作。要提前转移、妥善安置蓄滞洪区及受洪水影响人员。<font></font>

　　7月，“幼升小”调剂出区结果揭晓，价格下调，客户观望两到三个月，10月开始出手，要赶在次年5月信息采集以前迁完户口。较高的交易量最晚持续到次年3月，这时一套房的总价要比前一年的低点涨50万到80万。“7·31”执行的第三年，市场波动已有较为稳定的规律。“学区房毕竟是学区房”。张波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一位熟悉涿州水利的人士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北京房山的镇江营村临近涿州，位于北拒马河上游，村里有一座年代久远的铁索吊桥横跨北拒马河，曾经历过1986年、1996年、1998年、2012年的洪水，吊桥岿然不动。但8月1日早上，洪水过境，当地人发现，这座桥已不见踪影。“涿州市多年没发过大洪水，大家对洪灾的意识是缺乏的，都心存侥幸。”上述熟悉涿州水利的人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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