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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走出大流行的标志，其实是从不同的角度可以有不同的指标，从疫情防控，特别是公共卫生的角度来看，它的指标，我想主要有以下方面，一个是这种疾病的感染率到底处在什么状态，两个关键的感染率，一个是累计的感染率，也就是在一个地区、一个国家、一个人群当中，在一定的时间内总的感染率，也就是累计的感染率。还有一个感染率的指标是新发的感染率，比如说每日有多少人新发，在特定的人群中新发了多少人群的感染。另外一个指标是人群对它的免疫水平或者是免疫率，它的指标就是判断他体内抗体的水平，也就是抗免疫屏障、免疫保护率达到什么状态。第三个指标是看病原体，就是新冠病毒有没有发生质的、有公共卫生意义的变异，如果是在一个亚型下只是发生量变，没有发生质变，这个指标也是非常重要的。第四个是从医疗卫生供方的角度看，每日的接诊门诊量、住院情况、重症情况、死亡情况，以及整个医疗卫生系统应对的能力，这个方面是重要的。最后是看整个防控能力，从机制到控制这个疾病的手段和能力是否基本具备。我想这几个方面是判定走出大流行的重要指标。

　　邮轮建造对重量极为敏感。首制国产邮轮设计总重为13.55万吨，船身自重约6.5万吨，建造偏差仅有几百吨，不到船身重量的百分之一。与普通货船不同，邮轮自重每增加1吨，意味着登船物资或人数就要减少，这对船东来说是真金白银的损失。

　　罗应光毫无顾忌地把手中的权力用到了极致，为弟弟和妻弟牵线站台、打招呼，结交各种老板、多方捞“油”。他错误地认为，有什么利益、好处，都要让“七大姑”“八大姨”沾沾边，都有份。

　　在北京，多家受访幼儿园都称今年有办托班的计划。从全国近两年的情况看，生源减少后，幼儿园办托班自救是一种普遍做法。柳倩指出，上海幼儿园整体还没看到明显的招生难现象，因为上海政府很早就提倡幼儿园办托班，所以在市中心的一些地区，近几年由于产业、企业外迁而造成人口流向郊区，部分幼儿园发现小班招生不足后，立刻用托班填满，“于是现在都活得很好，其实上海本地托班的需求还是非常旺盛的”。

　　前几天在慕尼黑，王毅和乌克兰外长库列巴会面。库列巴也说，乌方重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重视中方关于政治解决危机的立场，期待中方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

　　她推测，第一批倒下的幼儿园可能是那些在政府要求下匆忙“转普”，但同时受政策影响较大的普惠性民办园，以及一部分教育质量不高、区域设置不合理的营利性民办园。这些首当其冲的普惠性民办园中，最先倒下的是一个个单体园，背靠集团的幼儿园相对抗风险能力会更强一些。

　　包氏兄弟祖籍浙江宁波，系英籍华人，在香港航运界举足轻重，尤其是包玉刚，其船队规模达2000多万吨，号称“世界船王”。如果包氏兄弟能在国内船厂订船，中国船舶进入世界市场将事半功倍。经过联系，包玉星很快做出回应，将原计划在日本建造的2艘2.7万吨散货船改在中国建造。但对方也提出，“要按国际规范和国际标准建造，由英国劳氏船级社监造。”这两艘船就是后来的“长城”号和“望远”号。

　　“回到家，自己还在以领导的架势去把家里面的人召集起来（开会），动辄七八十人，或者家庭会或者生日聚会。然后我被两个家族簇拥在中间，真的像大观园里面的贾母一样，簇拥在里面，还教育大家既要当官、又要发财。”罗应光如此回忆自己的荒唐行为。

　　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国际社会正经历罕见的多重风险挑战。地区安全热点问题此起彼伏，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新冠疫情延宕蔓延，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各种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交织叠加。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

　　一位不愿具名的广州学前教育专家对《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在外来人口聚集的广东，虽然总体上幼儿园招生难现象目前还不明显，但在广州、东莞等地的一些“新城”或一些偏远市区，也已出现了幼儿园学位过剩问题。她解释，这些小区以度假房或投资房为主，入住率较低，但也按要求建有配套园，因为老城区缺乏空间新建公办园，这些新城提供的“增量”有助于政府完成“5080”目标。“在这些地区，未来随着人口出生率的持续下降，剩余学位可能会越来越多。”她认为，幼儿园建设要有一定前瞻性，不能大跃进一样过度建设，最后造成大量幼儿园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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