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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锦州吃烧烤，70%的人是奔着喝酒来的，解压啊。比如昨晚来的那哥们，就着烧烤炫了八瓶哈啤。他们家孩子一个月挣两千多，好一点的房子都七八千一平，就算家里给掏首付，孩子还房贷都费劲，不光家长着急，孩子自己也焦虑。”在锦州开烧烤店的李哥说。

　　报道援引澳国防工业部长帕特·康罗伊的话称，澳大利亚陆军将首先拥有最大射程达300公里的导弹，并通过采购精确制导导弹获得超过500公里的导弹射程，而目前的导弹射程仅为40公里。

　　在较长时期里，中加之间都保持着很好的双边关系，两国在许多方面互补，各类往来交流都十分密切，这本来是两国关系应有的模样。但是很不幸，现在在美国的压力下，加拿大一再做出错误的决定，也令它离一个以斡旋、调停见长的“中等强国”越来越远。当加拿大有人将“干涉内政”的矛头指向中国的时候，它的强邻美国在一边幸灾乐祸地偷着笑。加拿大真正不受外来干预的表现，是如何站在维护其国家利益而非政客利益的坐标上，选择正确的国家道路。在这一点上，渥太华需要拿出勇气，为自己赢得尊重。

　　“现在，全国上下已经形成了一种激烈的科研项目内卷局面。”主要从事粒子物理研究的上海交通大学物理与天文学院教授李亮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周忠和表示，基金委还应扩大面上项目的资助率和资助强度，其单项资助强度曾一度达到八九十万元。近几年，基金委资助资金的总池子逐年扩大，但面上项目被其他各类项目所稀释。2021年，基金委面上项目总资助金额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年度拨款的49.3%，十年前，这一数字能达到66.5%。

　　对于“什么是正常”的提问，王晓东说，“就像北生所模式与国外大部分研究所模式没有本质区别一样，大家不觉得北生所有多么独特，就是一群科学家在好奇心和荣誉驱动下去做自己的事，他们在意的也是中国顶尖的学术水平能产生怎样的国际影响力，而不是自说自话。”

　　2003年，作为中国科研体制改革“试验田”的北生所开始筹建，其目标是出人才、出成果、出机制。王晓东是北生所第一、二任所长，他对《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北生所目前每年能获得2.5亿元的稳定经费支持，分别来自北京市、科技部和清华大学。北生所实行理事会下的所长负责制，行政、财务完全自主。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薛姝等在2021年发表的《当前我国青年科研人员面临的主要压力分析》一文中表示，由于评价考核的导向及要求，青年科研人员刚博士毕业就需要去申请青年基金项目，申请人数逐年增加，加剧了竞争。2019年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受理项目数比2014年增长54.4%，而资助项目数只增长9.4%。相应地，青年科研人员项目申请成功率持续降低，2014~2019年，青年项目资助率从25.3%降至17.9%。青年科研人员申请项目的压力逐年增加。

　　经查，2022年12月11日20时至23时许，在青海省举办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培训班期间，时任青海省委委员、省政府党组成员、秘书长师存武，组织时任省委委员、省农业农村厅党组书记、厅长李青川，省委委员、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书记、厅长王学文，省委委员、海北藏族自治州委书记多杰，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书记、主任洪涛，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陶永利，在省委党校学员宿舍聚餐饮酒，师存武利用职权要求省政府机关食堂为其提供并安排公务车辆运送菜肴，李青川提供8瓶白酒，当晚6人共饮用7瓶白酒。次日，师存武因醉酒缺席省有关会议，一名干部在学员宿舍被发现死亡。

　　从世界范围来看，多数国家对基础研究的资助体系都采用“竞争性项目制+稳定的机构式资助”的双轨模式，但不同国家各有侧重。荷兰、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以机构式资助为主，美国和中国的体制比较像，以竞争性项目为主，不过大部分科研人员能获得一份“有市场竞争力”的薪酬并由政府兜底，与项目关系不大。多位专家还注意到，近年来，各国都存在逐渐强调竞争性资助，弱化稳定资助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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