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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科学院院士、2013~2018年曾担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的杨卫曾指出,对于有限的、且增幅逐渐减少的科技资源,我国科学家目前通过相互竞争,呈现的是一种近于零和博弈的状态。然而参考国际经验,一个好的基础研究环境应当是宽松型博弈状态,能鼓励更多自由探索,激发颠覆性成果。

          会后,黄令仪问“你们有多少经费”,回答是200万元,但要留100万培养研究生,顶多只能拿100万做CPU。此时黄令仪心中一震,软件费、投片费、人工费、返工费……这个经费要差一个数量级!当时的她有点不敢接,只怕半途而废、不了了之。

          2003年,作为中国科研体制改革“试验田”的北生所开始筹建,其目标是出人才、出成果、出机制。王晓东是北生所第一、二任所长,他对《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北生所目前每年能获得2.5亿元的稳定经费支持,分别来自北京市、科技部和清华大学。北生所实行理事会下的所长负责制,行政、财务完全自主。

          但其实,在还没有互联网、小红书、抖音的年代,锦州烧烤就在全国出名。那时候,中央电视台、辽宁卫视、湖南卫视等关于烧烤的专题节目都会专门到锦州录制。2011年锦州烧烤获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前全国名叫“锦州烧烤”的店铺超过30000家。

          她感慨,基础研究领域能做出成绩、最有创造力的年龄段一般是30多岁,而中国的年轻科研人员却困于“追求短平快项目”的浮躁内卷之中。

          这个五一,注定有点不一样。于国家而言,出行热潮叠加消费旺季,正是观察中国经济的窗口;于个人来说,“自由行”的同时或许还面临“人从众”的“盛况”。身处其中,更能感受中国经济活力释放的韧劲;观察一域,亦能管中窥豹,看见一个充满希望的未来。

          在他看来,真正的基础研究,多数是以稳定经费、严格评估这种方式推动。稳定支持前提下,一个科研管理系统如果缺乏完善内部评估体制,没有淘汰,很快就会陷入“养懒人”“吃大锅饭”的泥淖,每五年进行的一次严格小同行评估可以从制度上杜绝这点。“坦率说,专业的基础研究机构是不能养人的,每个科研人员一定都像运动员一样参与残酷的全球竞争。”

          谈起帮人寻亲打拐,申军良总会说:这条路我走过,这种煎熬我太能体会了。每次看到他们还在路上,就会想到原来自己吃过的苦。看到一点点希望,感觉就像救命稻草一样,所以想尽一点微薄之力,尽量帮帮他们。

          这种“雇佣军模式”带来的直接副作用是:项目选择方向的失衡和错位。站在科研单位角度,其对主要领域的发展方向和路线选择缺乏决定权,自身也没有足够资源布局。“有时单位想上的项目没有被批准,不太想上的反而被批准了,感觉项目能否被批准有相当大的随机性,所以干脆就把所有想做的、不想做的,着急的、不着急的项目都一口气报上去,看哪个能中。这就是为什么基础研究多年来的经费使用效益低下,因为选题并不是最好的,只能出小成果,出不了真正有价值的成果。”前述基础研究所所长说。

          王贻芳指出,要从总体上推动稳定经费改革,就要从中央财政中额外划出一笔稳定支持经费,具体到如何落实,匹配给谁,怎么定义基础研究机构,不是任何一个部门可以单独解决的问题,需要在中央层面去统筹协调。本轮机构改革后,新成立的中央科技委员会或是一个解决经费问题的很好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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