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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2024-06-04 18:0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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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7年,在维修加固工程中对第5窟山顶东侧小山谷西的一些附属小窟前进行了考古发掘,清理出一处辽代厅堂遗址,内有地灶、火炕的僧房遗迹和水池遗迹。

          到二十世纪初,饱经千年沧桑的云冈已满目荒凉、破败,延绵一公里的窟群被前代的军堡残垣分隔东西,东部洞窟坍塌、颓废,西部洞窟则为民居、马厩占用,中部孑然独存的石佛古寺,香客寥寥,不再是众善趋鹜的清修胜地。直到1902年,一位名叫伊东忠太的日本工学博士意外地踏足,云冈才在近代意义上被重新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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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在云冈石窟逐渐成为一门显学的过程中,也不乏中国学者的身影。1919年,史学家陈垣就发表了一篇题为《记大同武州山石窟寺》的文章,对云冈石窟的历史进行了考证,11年后他又发表《云冈石窟寺的译经与刘孝标》,首次论及云冈的译经活动;1926年,陈万里撰文《云岗石窟小纪》;1929年,叶恭绰写作《大同云冈石刻毁失记》,呼吁对石窟加以保护;1933年,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一行考察云冈,并撰写了《云冈石窟中所表现的北魏建筑》,从建筑专业角度阐释了云冈石窟的价值,同年,顾颉刚也编辑了《云冈造像史料》;1936年,周一良发表《云冈石佛小记》 ,大同学者白志慊出版《大同云冈石窟寺记》……只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些中国学者的研究虽然具有一定的开拓性,但未能建构出足够全面而精细的理论系统。因此与许多古迹研究相似的是,云冈在中国,云冈研究却在海外。

          本报记者 新盈彩一购彩大厅 【编辑:新盈彩一购彩大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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