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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晓陶分析说，涿州如果在通知蓄滞洪区民众转移时，告诉大家，北拒马河上游洪峰流量达到6000多毫米/秒，是“7·21”的两倍多，可能大家的警觉性会不一样。此外，他补充，日本在向公众发布灾害预警时，还会制作避难转移图，细致到告诉人们，如果当地被淹，该去哪个避难所，一些路会被淹，走哪条路更安全。这些都需要提前规划，甚至在日常公布给大众去学习，但国内在这一点上目前还没有这么精细。

　　“说是要撤离，但在农村，谁家没有鸡鸭牛羊的，总得留个人在家，怕重要物件冲跑了”。张亮说。但他没想到，到了晚上，洪水突然漫进屋子，水位迅速抬高，他来不及跑，只能匆忙捞了两包方便面，爬到房顶。缺水、缺粮，手机没有信号。30多个小时后，张亮和其他村民才被一支民间救援队转运出来。

　　“预报预警的准确很重要，但更关键的是，预警是否能真正转化成人们的行动。”杨赛霓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一方面，预警要尽可能提前发布，给撤离的人们留出更多反应时间；另一方面，预警不能只限于气象信息，比如某地平均日降水量超过了300毫米，老百姓不知道这到底意味着什么。“预警如果能告诉人们水大概会淹到多高，住在这个地区的人立刻就有概念了”。

　　特别是要看到，在俄乌冲突之后，全球石油价格飙升，这样的情况下，在石油开采领域举足轻重的沙特举行有关俄乌和谈的会议，西方没有理由不重视。

　　此外，多位熟悉涿州水利的受访者表示，北拒马河、大石河属于中小河流，防洪体系建设以地方投资为主，地方政府想要提升行洪标准，财力也是制约因素。不仅是涿州，因水利设施建设投资高，但难以给地方经济发展带来短期回报，导致不少地方政府对防洪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罗翔的微信公众号“罗翔说刑法”也为中图网转发了求助信息，文中称希望包括中图网在内受灾的库房，以及更多受影响的企业都能安全渡过难关。

　　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司法实践中，高利转贷罪有可能会跟上下游的一些犯罪（如有的被包括到了洗钱罪中）混合在一起，有些案例中不一定会作为一个单独罪名体现出来。此外，有的案件还涉密，不对外公开，所以难以将该项罪名设立以来，涉及该项罪名的历年案件数量做统计。但从公开通报看，近年来涉及该类犯罪的案件还是屡见不鲜。

　　还有一些金融机构的主要负责人甚至监守自盗，自己亲自出手做起了高利转贷的生意。曾任云南省富滇银行副行长的孔彩梅，被通报虽然拿着上百万的年薪，却不知足，整天琢磨怎样钱生钱、利滚利。在审批贷款过程中，她了解到多位私营企业主资金短缺，于是滋生了放高利贷的念头。孔彩梅把自己筹来的资金进行高息借贷，“白天当银行行长，晚上作钱庄庄主”。经查，孔彩梅涉嫌贪污、受贿、高利转贷等多项违法犯罪行为，违纪违法所得共计3180余万元。

　　在程晓陶看来，面对极端灾害，应急指挥体系内部，气象、水文、水利等各个系统要及时有效沟通。比如，降雨量多大、各条河流的流量是多少等，应急指挥部门整合信息后，要迅速将灾害的严重程度通知给社会。

　　2018年5月，郑州市纪委监委收到河南省纪委监委移交的关于反映巩义市副市长杨红伟涉嫌违纪违法的问题线索，其中有群众反映杨红伟利用职权从银行获取大额资金进行转贷，以此牟取高额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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