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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监察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人民大学反腐败与廉政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毛昭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公职人员的高利转贷行为，往往涉及个人权力的影响力，其危害性更大，隐蔽性更强，他们利用了个人权力影响力贷到款后，又加息转贷，扰乱了金融市场秩序，增大了金融风险。

　　包括王新在内的数位受访者都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银行应充分评估高利转贷利益链末端者（指最终接盘的“转贷人”，例如民营企业家）的实际需求，多给他们贷款扶持，让高利转贷者失去存在空间。

　　那么，这次洪涝灾害受损严重的村庄是否需要易地搬迁？对此，张刚表示，实际上，淹没线大于半米及以上，水淹的范围超过村庄50%的，就具备了搬迁选址的技术条件，不过实际中易地搬迁也要根据村民的意愿、经济财力、房屋质量以及地质灾害预防能力等综合考量。

　　杨赛霓认为，当面临极端暴雨洪水时，与城市相比，大量分散性的山区农村地区更难迅速组织起力量，进行应急处置。一方面，因为农村人口相对不集中，且缺乏资源；另一方面，很多山区农村的人口结构以老人、小孩为主，处置和救助难度大。在她看来，山区和城市不同，从应急管理角度，必须一地一策，制定差异化的策略。对山区而言，及时的提前撤离才能把受灾损失降到最小。

　　就IPO而言，前不久，证监会召开2023年系统年中工作座谈会时表示，要“科学合理保持IPO、再融资常态化”。相信监管部门自会统筹好一、二级市场动态平衡，考虑市场承受能力，把握好新股发行节奏，既不会出现短期过量发行，也不会“紧急刹车”，而是保持在合理范围内，以确保资本市场融资功能得到良好发挥，有效防范市场运行风险。

　　在完善来源、经历结构方面，上述负责人表示，要树立重视基层、重视实践的导向，拓宽选人视野，注意从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中发现选拔党政领导干部。坚持五湖四海，打破地域概念、部门界限，加大领导干部交流力度，同时强调要注意保持领导班子特别是市、县党政正职相对稳定。合理配备女干部、少数民族干部和党外干部，加强日常培养、战略培养。

　　据某医药公司负责人透露，以药品流通环节为例，药品从研发之初，就需要找医生、药师参与前期研发。而药品研发完毕，为保证新药的安全性和药效，就要找更多的医生进行临床试验。临床试验成功后，药企一般都会为新药上市召开发布会或学术研讨会。此时，药企会在全国范围内邀请更多地医院领导、知名专家参与其中，除了了解新药外，药企最大的目的就是让他们为新药上市站台。

　　之后，他在企业和党政机构之间历练，担任过上海洋山同盛港口建设有限公司总经理，普陀区委常委、副区长，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杨浦区区长、区委书记等职。

　　程晓陶提到，根据城市级别、流域重要性等因素，国家对不同的江河有专业的防洪设计标准，地方不能随意提升。理论上，一个城市在规划时，重要的基础设施、居民区、工厂应尽可能避开易涝的高风险区。但在国内，土地资源紧张，“人和水争地不可避免”，导致一旦受淹，损失严重。

　　担任行长助理一个月后，李云泽就被借调至建行重组办、管理机制改革推进办公室工作。李云泽经历了建行股改全过程，一年八个月后，35岁的他成为建行天津市分行副行长。此后，他又经历了建行总部部门、建行重庆分行的历练，2016年，跨行担任中国工商银行副行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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