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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全国的科学老师也因为短视频找到他，海南的、辽宁的、广东的、广西的……他们都想和王印学做水火箭。前不久，一位河南农村的老师在王印的指导下，带孩子们完成了水火箭的制作和发射。

　　实际上，从20世纪90年代起，面向国家战略需求就成为全球范围内推动需求导向的基础研究的一个重要举措，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将基础研究同国家利益相联系，在任务驱动下，“有组织的基础研究”亦随之兴起。

　　回国后，黄令仪继续研究集成电路，从建立版图库，到探究寄生参数对性能的影响，一切重新开始。这一时期，由她主导研究的两个项目获得了国家专利。

　　“以去年中韩纪念建交30周年为起点，我希望中韩关系能在新的30年里向前向好发展。”谈到重塑韩国民间对华认知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詹德斌告诉《环球时报》记者，要警惕部分韩国民众的“厌华”情绪会牵制韩国政府推行友好的对华政策，并给外部力量离间中韩关系提供空间。他建议中韩政府层面要合力解决共同的难题，发掘新的利益增长点，如尽快升级中韩自由贸易协定（FTA），加强两国在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的合作，加强供应链稳定和对第三方市场的共同开发等。两国民众和媒体都要“平视”对方，积极评价对方在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发展上取得的成就，并通过频繁交流消除心理隔阂和误解。

　　随着黄令仪在业内知名度的提高，2000年，有关单位推荐她去参加在德国纽伦堡召开的国际发明专利博览会。这是我国第一次向外界展示芯片类产品，也是德国第一次邀请我国科研人员参加。黄令仪带着研究成果来到了德国。

　　中国索道协会秘书长黄鹏智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重庆长江索道交通属性现在“已经弱化”，目前更多的是旅游价值。“我们还把它纳入城市交通系统，但目前实际上是一个景点，是把索道作为主体，把站点周边联合起来打造形成的景区，这是它的一个特点。”他说。

　　一时间，中国成为众多跨国公司高管行程单上的重要一站——超百位企业高管纷纷到访，掀起一股“访华潮”。无论是阔别已久的故人，还是新面孔，从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到博鳌亚洲论坛，从商务考察到参与“投资中国年”活动，他们此行最终目的只有一个：“做多”中国。

　　3月28日至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肖捷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结合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对预算执行和财政转移支付情况开展专题调研。

　　要充分考虑民营经济特点，完善政策执行方式，加强政策协调性，推动各项优惠政策精准直达，切实解决企业实际困难。要把构建亲清政商关系落到实处，引导促进民营经济人士健康成长。

　　《蛟龙行动》时长六分多钟，借助纪录片的叙事手法打造出电影质感，通过蛟龙突击队员执行一次紧张惊险的演训行动，在回忆与现实交织中，呈现海军各兵种联合立体作战的强大战斗力，展示海军官兵忠诚使命、团结拼搏、敢打必胜的新风新貌，聆听强军十年海军转型发展的铿锵足音，感受新时代人民海军阔步星辰大海、逐梦万里海天的强烈律动。海军研究院大校副研究员唐莉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表示，这部宣传片可谓是一段故事映射一个伟大时代，一支队伍牵动一个联合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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