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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间救援队队员来自各行各业，有出租车司机、个体老板、普通上班族，遇到紧急任务一声召唤，便“抛家舍业”奔赴“水深火热”之中。

　　程晓陶解释说，根据《永定河防御洪水方案》，只有当永定河卢沟桥发生流量超过6200立方米/秒的洪水时，超标洪水才能通过小清河分洪闸入大宁水库。过去几天，永定河卢沟桥拦河闸的最大洪峰为4649立方米/秒，不满足启动小清河分洪闸的标准。也就是说，涿州市开启蓄滞洪区，并不是为了承接永定河的来水，而是缓解北拒马河、大石河等本河系河流的来水压力。上述涿州市水利系统人士也向《中国新闻周刊》解释，永定河此次对涿州受灾的影响很小。

　　前不久，在南非举办的金砖国家会议上，中央外办主任王毅与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进行了会晤，这是7月里中印双方第二次进行高层接触。在7月15日的东盟会议上，王毅还会见了印度外长苏杰生。

　　浙江省一位纪检监察干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实践中企业和公职人员高利转贷情况并不少见，但实务中以这个罪名追究刑事责任的并不多。“公职人员职务犯罪由监委管辖，高利转贷罪由公安机关管辖。面对大量存在的高利转贷现象，执法人员不会也没法全部入刑。如果这类公职人员态度较好，监委一般也不会移送线索给公安，并追究高利转贷罪。”

　　上述《中国纪检监察报》的文章透露，多地纪委监委已采取措施监管公职人员高利转贷行为。如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认为，纪检监察机关要督促金融监管部门履职尽责，加强对各金融机构开展公职人员贷款授信的监管，严格审查公职人员贷款用途。福建省南平市纪委监委结合新修订的《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规定》，加强对失信公职人员的情况通报和问题倒查，倒查是否存在高利转贷和违规参与民间借贷问题。

　　“说是要撤离，但在农村，谁家没有鸡鸭牛羊的，总得留个人在家，怕重要物件冲跑了”。张亮说。但他没想到，到了晚上，洪水突然漫进屋子，水位迅速抬高，他来不及跑，只能匆忙捞了两包方便面，爬到房顶。缺水、缺粮，手机没有信号。30多个小时后，张亮和其他村民才被一支民间救援队转运出来。

　　专家分析说，一方面，是因为北方少雨，电力设施在选址时参照的技术指标对于防洪考虑得并不充分；另一方面，也是出于成本考虑，离主干道路越近、地势越低，建造成本越低，但洪水到来时也就更容易被淹。与电力设施不同，通讯塔一般建立在具有一定高度的山坡上，如果暴雨之后出现滑坡和山体崩塌，通讯设施比电力设施更脆弱。从防灾角度考虑，应尽可能沿山坡多建几座塔站，留出一定冗余。

　　实际上，长期以来，中国民间救援人员的权益保障一直处于尴尬境地，甚至前些年没有保险公司愿意为高风险的救援人员提供专门保险服务。2013年，民政部制定《中国社会服务志愿者队伍建设指导纲要（2013-2020年）》，提出推动建立志愿者保险制度，明确志愿者保险的责任主体、涉险范围和风险承担机制。随后有保险公司新增了针对救援队员的小额险种，在出任务时临时购买，保费每天3元，遭遇死亡可赔付10万元。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辩护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北京尚权律师事务所主任毛立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类案件频发，暴露出金融机构在贷前审查、贷中管理、贷后跟踪方面都存在一定问题。在贷前审查阶段，金融机构因为将公职人员当成“优质客户”，进而对他们的贷款合同疏于审查，甚至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发贷过程中，没有对这笔款项的走向和实际用途进行认真把关；放贷后，很少去监管这笔资金是否在按照约定的用途使用。

　　刘俊生说，当时161位“60后”省部级官员，博士占45%，硕士占43%，本科占11%。他认为，官场对学历的重视程度超出想象，“60后”省部级领导正好赶上恢复高考时期，这促使他们追求学历的欲望非常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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