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辞调研后发现，日韩研究机构从政府处获得的稳定经费占总经费的比例约为70%，在加拿大著名的圆周理论物理研究所，政府稳定支持比例更是能达到80%。她希望，在中国，对理论物理所这类从事纯基础理论研究的机构，稳定支持的比例至少应在70%左右。

　　穆荣平认为，科研资助模式应该是一个“喇叭口形”，在“入口”处，应尽可能资助数量足够多的高风险、探索型小项目。随着对某个科学问题的认知越来越清晰，逐步聚焦到一个相对明确的方向，资助项目数量逐步减少和资助强度同步提升。当研究开发聚焦到重大应用目标并有相当积累时，需要更加系统性、高强度资助，此时科技领军企业实质性参与至关重要。越往后端越聚焦，企业参与积极性越高，到“出口”处，企业自身就有动力出钱资助，不需要政府资助。

　　随着黄令仪在业内知名度的提高，2000年，有关单位推荐她去参加在德国纽伦堡召开的国际发明专利博览会。这是我国第一次向外界展示芯片类产品，也是德国第一次邀请我国科研人员参加。黄令仪带着研究成果来到了德国。《98098彩票手机登录》　　本来事情到这里就应该尘埃落定。然而，时任台湾地区领导人的李登辉为了追求所谓对日“外交突破”，在最后一刻决定让高铁转用日本的列车和核心机电系统。

　　这种“雇佣军模式”带来的直接副作用是：项目选择方向的失衡和错位。站在科研单位角度，其对主要领域的发展方向和路线选择缺乏决定权，自身也没有足够资源布局。“有时单位想上的项目没有被批准，不太想上的反而被批准了，感觉项目能否被批准有相当大的随机性，所以干脆就把所有想做的、不想做的，着急的、不着急的项目都一口气报上去，看哪个能中。这就是为什么基础研究多年来的经费使用效益低下，因为选题并不是最好的，只能出小成果，出不了真正有价值的成果。”前述基础研究所所长说。

　　此处，重温一下印度外长苏杰生的表态。虽然他多次在国际公开场合表达过对中印边境争端的强硬态度，但他也表示过，印度完全有能力管理与中国的关系。/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