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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2月1日消息，黑龙江省发改委党组成员、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组书记、局长辛敏超被查，他于2011年任五常市市长，2014年6月任五常市委书记，2016年11月调任双鸭山市委常委，张希清正是他的继任者，2016年11月任五常市委书记。

　　经查，朱云背弃初心使命，对党不忠诚不老实，对抗组织审查；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向从事公务的人员亲属赠送明显超出正常礼尚往来的礼金；既想当官又想发财，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权力观扭曲，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

　　但令人叫绝的是，同样的食材，同样的调料，每家烤出来的味道却各不相同。这就取决于各家烧烤师傅的技术，调料配比、火候，甚至什么时候翻面，什么时候撒孜然辣椒面，都是核心商业机密。

　　从研发投入总量看，2022年，中国研发经费（R&D）投入规模首次突破3万亿元大关，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其中，基础研究经费支出为1951亿元，占全部研发经费的比重为6.32%，相较十年前的4.8%，已是一个很大的提升，但仍远低于主要发达国家15%~25%的平均水平。王贻芳认为，中国基础研究的问题，一方面与总体的投入比例不足有关，更关键的症结在于，6.32%的经费也没有得到相对合理的分配，造成经费的使用效益不高。

　　2018年11月16日，国际顶刊《科学》罕见发表了一篇评价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改革的社论。文章称，基金委从2018年下半年开启的全方位改革“反映了全球科学与技术研究范式近年来发生的根本性变化”，即“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紧密结合、科学研究与技术创新相辅相成、跨学科研究凸显重要性”。

　　李亮认为，这是一种很有益的尝试，但步子仍迈得太小，每年通过的原创推荐项目很有限，“多数通过的项目背后都由院士推荐和支持”。杨卫建议，基金委应继续夯实推荐者的责任，进一步扩大项目资助额度，容忍一定的失败率，并采用滚动式支持，“重点不在于你支持了多少项，而是确实支持了一些好的项目”。

　　谈起帮人寻亲打拐，申军良总会说：这条路我走过，这种煎熬我太能体会了。每次看到他们还在路上，就会想到原来自己吃过的苦。看到一点点希望，感觉就像救命稻草一样，所以想尽一点微薄之力，尽量帮帮他们。

　　记者调查发现，这种“一拿到项目就有钱、没有项目收入很低”的现象在大部分主要依靠国家财政支持的科研机构很普遍，因为财政每年一次性提供的基本事业运营经费“只能保底”。比如在高能所，这笔钱主要用于“给员工发基本工资、基础的基建和修缮、水电支付等”。王贻芳说，高能所基本是靠竞争性经费活下来的，从研究所（课题组）的科研经费来看，竞争性经费占比几乎是100%。

　　中国科学院院士、2013~2018年曾担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的杨卫曾指出，对于有限的、且增幅逐渐减少的科技资源，我国科学家目前通过相互竞争，呈现的是一种近于零和博弈的状态。然而参考国际经验，一个好的基础研究环境应当是宽松型博弈状态，能鼓励更多自由探索，激发颠覆性成果。

　　早在2021年，时任科技部基础研究司司长叶玉江就透露，科技部将制定《基础研究十年行动方案（2021—2030）》，对未来十年国内基础研究的发展作出系统部署和安排，其中包括：进一步加大对冷门学科、基础学科和交叉学科的长期稳定支持，并决定在前沿领域布局建设一批基础学科研究中心。据了解，基础学科研究中心的具体建设方案原定今年4月左右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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