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群众工作并不容易，“有些农民有种地情结，自己的身体也还能干，不想离开土地。”郭华说。为此，村委会提出的解决方案是，以一条水泥路为界，一侧集中建设高标准农田，另一侧置换不愿意流转的农民土地，这样既保证了成方连片的“大田”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又能兼顾到少数农民的“种地情结”。

　　一路的调查和勘察中，内城的城墙也随之浮现。原来在三星堆城内的西北、西南和东北，先后还有月亮湾小城、三星堆小城和仓包包小城三个内城。在孙华看来，三星堆最终呈现出的城市格局包含了一种“法天象地”的思想内涵：“到了三星堆文化晚期，形成了城北是世俗区，城南是宗教区，中间有一条（马牧）河隔开，整个看起来是一个田字格。”他认为这是三星堆对中国文化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这样的一种城市规划，被金沙继承。古蜀国的最后一个都城，成都城也是这样。这种都城规划被秦始皇看中，所以建咸阳时，‘渭水贯都，以象天汉，横桥南渡以法牵牛’。最后的一个集大成者则是隋唐的洛阳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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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些青铜器物中，4尊金面青铜头像、8棵青铜神树、铜人身形牌饰、大立人像、纵目大面具以独有之姿夺人耳目，它们在造型上与青铜时代已发现的其他青铜遗物是那么迥然相异。此外，三件形制特殊、被发掘者指认为“神坛”及附件的青铜器物也尤其引人注目。其中编号为296号的神坛主体最引人注目，它在埋入时曾经火焚，一半已被烧熔，剩下的一半也变形解体，但经过拼对复原，大体可以观察到全器的原貌：下层为圆盘状兽形座底部上立大头、长尾、四蹄、单翅的两尊神兽；中层为圆形底盘立人座，承托在神兽的独角和单翅上，座上四个持物的力士面向四个不同方向；上层是立于山形座四瓣体上的方斗形顶，方形顶为空镂盒形，中部每面铸五位持物的小立人，四角上端各有一只展翅的立鸟，在一面上部正中铸一鸟身人面像。而在方形顶的最上端还有一个收缩的方形接口，或应还有拼接附件。

　　但农人们不能停下来。夏收之后，秋作物播种马不停蹄拉开了序幕。农业农村部小麦专家指导组顾问、河南农业大学教授郭天财告诉新京报记者，这次“烂场雨”虽然对小麦生产造成了一定损失，但增加了土壤墒情，对夏播作物趁墒抢时播种非常有利。/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