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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平回忆，当时为了防灾，他留在北京统筹，一位负责日常运营的副总到了涿州，但由于封路，只能到库房附近，库房现场也安排了人员负责调度。从各方面反馈的信息来看，他们预判可能有风险，但不一定特别大。之后他们开始组织人力把低处的书往高处搬，但因为库存书籍太多，库房剩余空间有限，加上停电，电梯停运，临时又请不到搬运工，搬运效率很低，导致书籍无法及时挪走。后来，大家想办法凑到了2000包沙袋，在此之前，黄平向涿州市政府求援，但由于洪水来袭，加上人力不足，部分沙袋运不过来。“在这么大的灾害面前，所有人都尽心尽力了，我们都做了自己能做的事情。”

　　杨赛霓认为，当下不可能把所有标准不够的基础设施都推倒重来。因此，在更新时，需要基于气候风险评估，做一个优先级排序，优先投资一些设防标准差距大，同时极端天气风险最高的区域，而且这种评估必须要面向未来。

　　据了解，本次地震震中位于北纬37.16度，东经116.34度，距离平原县8公里、距武城县25公里、距高唐县36公里，距德州市31公里，距济南市82公里。平原县位于山东省德州市中部，全县辖8镇1乡3个街道，人口42万。

　　水库、河道、堤防、蓄滞洪区，是江河防洪工程体系的组成部分。当洪水来袭，先利用河道与堤防泄洪，运用水库拦蓄洪水，当洪水超过一定标准，再适时启用蓄滞洪区。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行为法学会金融法律行为研究会副会长王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个罪名的设立背景很特殊，1997年，提交到全国人大审议的刑法修订案草案中，并没有高利转贷罪。但在两会讨论期间，有来自银行界的人大代表主张增设这项罪名。他们的理由是，在贷款发放后，很多申贷人没有将其用于申请时所称的用途，而是高利转贷他人，吃利息差。

　　此外，多位熟悉涿州水利的受访者表示，北拒马河、大石河属于中小河流，防洪体系建设以地方投资为主，地方政府想要提升行洪标准，财力也是制约因素。不仅是涿州，因水利设施建设投资高，但难以给地方经济发展带来短期回报，导致不少地方政府对防洪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4个月后，首次执行“新政”的“幼升小”结果出炉，“7·31”后购房的家庭，孩子被全部调剂出区，最好的派位结果是新街口学区的志成小学。

　　从得知洪水将至，员工就在全力堆叠沙袋、搬运图书，但洪水来得太过迅速，大家只能眼睁睁看着仓库进水，图书被泡。当水势过大不得不放弃抢救图书从仓库撤离后，员工退到了办公室的四楼，等待救援，在洪水包围的孤楼里度过了一夜。

　　国家气候中心主任巢清尘向《中国新闻周刊》指出，要实现更精准的天气预报，需要资金和很强的技术能力，而且要精确到较小区域尺度，“目前还做不到这么精细化”。北方城市发生这种极端暴雨的频次较低，对于其形成规律，也缺乏相关历史数据的积累。同时，多位专家还提醒，预警也不能过度发布，最近几年由于频频发生一些突破“历史经验”的极端天气事件，一些地区的气象部门担心事后追责，日常发布预警的频次过高。这会给地方政府和公众造成“狼来了”的感觉，不利于真正发生灾害时的动员。

　　谷超表示，在刑法中增设高利转贷罪时，我国的银行都是全民所有制性质。当时设立这个罪名，也是从国有资产安全和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安全的角度考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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