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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倩说，上海和其他地区不同，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第一轮人口下滑时，上海市教委领导就预判了未来人口负增长趋势，于是从1999年起就开始探索建立0~6岁幼托一体的管理机制，“当时就有了提前规划，让幼儿园成为一个蓄水池，3~6岁孩子少了就办托班，如果孩子再少，再往更低的年龄段延”。

　　“用工荒”背后是代工模式下日益逼仄的劳动环境。“现在永康租房至少要六七百元一间，但工资只有五千元左右，在中西部可能也能拿到这么多钱，很多人过完年就不愿意来了。”袁永华说。

　　这里“有条件”指的是有空余学位和多余资源，但不同地区在执行上的松紧度不同。比如上海、深圳等地明确允许幼儿园申请开托班，深圳南山区教育局学前科科长曾少群说，只要幼儿园有开托班的意愿和条件，申报后，教育局就会联合卫健部门、妇幼保健院、街道社区等到现场勘察，也会提出改进意见。北京有的区要求幼儿园必须通过审批后才能开托班，且卡得较严，有的区“默认”了幼儿园私下的这一行为。

　　相比外卖、快递等行业，工厂更像是一所学校。早晚要打卡，工人要开早会、晚会，上班时间不能出工厂。不过，即使技术工人每月能赚到一万元以上，对年轻人的吸引力也并不强烈。“技术工种需要时间投入，学成了才会有工资回报。时间长的要做半年以上学徒，很多年轻人等不及。”应真聪说，年轻人更偏向打零工，即使是进工厂的年轻人，也常常做一个月就走了。

　　应真聪说，王力安防员工的流失率一般在2%左右，年底年初的时候可能会达到3%至5%，超过5%时，人力资源部会调研反省。不过，年轻工人在试用期满之前离职的现象也很常见。

　　言语间，砂帆子对大熊猫的一切描述都是拟人化的，去动物园并非“参观”，而是与大熊猫“相见”，一种跨越人类和动物界限的互动。“时时刻刻想知道香香在做什么，于是忍不住地不停去上野动物园。”她对澎湃新闻说道。

　　在20世纪80年代就步入少子化时代的日本，也发生过与中国当下同样的事情。2003年，日本以1.29‰的出生率突破了原定2007年才会降至的生育率谷底。日本东京女子大学比较心理学教授唐泽麻由美在2004年发表的论文《日本幼儿园的延续与变化》中指出，出生率下降对幼儿园的一个主要影响就是课程的扭曲，为了迎合雄心勃勃、紧张不安的父母们对孩子在学业上的要求，幼儿园会增加一些“时髦课程”，比如英语、计算机、网球和游泳等来吸引他们。

　　今年开年，王猛的公司订单量相比去年同期又增加了30%。正月初八，工厂就开工了。但王猛深知，“现在生意没那么好做了”。销量上去了，但利润没上去。王猛刚开始做保温杯时，一个杯子很容易拿到三五元利润，但现在“甚至能用三五毛来形容”。

　　“其实首轮幼儿园的关停潮已经到来了。”夏婧强调。她说，今年“应该是最好的一年”，以后会越来越困难。在幼儿园园长群里，从去年起就经常看到有幼儿园在转让一批桌椅板凳。很多园长还在挣扎，但趋势已不可逆转。另外，随着人口未来不断向城市集中，情况最危急的幼儿园还不在北京、上海、济南这些一二线城市，而是集中在四五线城市。

　　王海英称，各地应考虑各区的供给能力和区位禀赋，设立各自的“学前教育资源承载力”警戒线。比如城镇化水平较高、人口集聚的东部沿海地区，和城镇化水平较低、人口流出的中西部大省资源，承载水平和警戒范围一定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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