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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秦宇红近来很担心的一个问题，在如此高强度、高压力的工作状态下，医护人员倒下怎么办？“这样不可能长久，我也真是顶不住，我热爱这个工作，但我的身体有极限。”只是面对眼前的疫情形势，他还不敢想太多，只是拼命干。

　　急诊告急后，医院陆续调来大内科的18名医生、60名护士支援，包括RICU（呼吸重症病房）、CCU（心内科重症病房）的医护人员，但急诊科主任秦宇红还是感觉到人手不足。

　　“很多大夫（感染后）真的主动请战，说‘只要我能站着，我就能回来’。”耿楠告诉记者，“哪怕我带病工作，也能够给这个科室分担一部分，能够让病人尽快地看上病。”

　　“随着疫情的发展，救治的压力开始从发热门诊向急诊和重症救治的科室传导。”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司司长焦雅辉在接受央视记者采访时说，“急诊的压力显现，马上就是一系列连锁（反应），最近大家看到的120需求大增，重症的床位、住院的床位，比如大家说一床难求。”

　　根据国家卫健委2022年12月27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12月25日，全国重症医学床位总数是18.1万张，即12.8张/10万人。“目前来看，全国总体床位资源和设备资源，能够满足重症患者救治需求。”焦雅辉当天表示，“目前正在经历重症救治高峰的省份，重症床位的资源已经接近临界值，需要进一步来扩充重症床位的资源，或者是加快重症床位的周转。”

　　1981年6月，他进入安徽省公安厅工作，后历任四处副处长、处长等职，2002年2月任安徽省公安厅副厅长、党委委员，2009年4月任安徽省公安厅党委副书记、常务副厅长，为正厅级。

　　“我们想到了（放开后）会病人会增加，但大家没有想到会这么严重，尤其是对老年人的影响会这么严重。”冯晓梅对记者表示，“没有能足以应对现在这个局面的预案。”

　　在这种情况下，香港特区行政长官建议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依法对香港国安法行使解释权，不仅是行使香港国安法赋予行政长官的法律职权，更是积极履行宪制责任之所在，充分体现出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作为香港“当家人”和“第一责任人”的担当。需要指出的是，这并非是专门为黎智英案所提出的释法请求，而是如何厘清这一案件当前出现的法律盲区，根据香港国安法的立法原意和目的对此做出清晰化的权威说明。释法将成为未来处理同类案件的规范依据，避免相关争议反复出现。

　　12月9日，国家卫健委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指示，所有的医疗机构都要接诊核酸阳性的患者，医疗机构不得以核酸阴性、阳性来区分来接诊，完全出于医疗的需要进行接诊。

　　“冬天是一个住院高峰期，是呼吸系统疾病、心血管疾病等内科疾病暴发的时间。”一家三甲医院的呼吸科副主任刘可敬告诉记者，“本来冬天就一床难求，现在这个因素，会加倍这个（医疗）需求。”在他看来，要把困难想得更大一点，要重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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