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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基础研究的稳定支持，国外顶尖机构是怎么做的？2019年，中科院组织了一个考察项目，旨在通过实地调研世界知名基础研究机构，总结他国经验，探索什么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基础研究科研组织模式，庄辞参加了这一项目。

　　一位不愿具名的科研管理人员对《中国新闻周刊》感慨，国家三令五申说科技人才评价体系改革要“破五唯”，尤其不要“唯帽子”，但问题是到了基层，无论对科研人员还是研究机构，都是凭“帽子”发钱，不可能不重视，甚至研究机构为维持自身更好运营，也会鼓励研究员多申请各类人才、科研项目，单位内部的排名或奖惩也都和项目直接挂钩。

　　作为中国基础研究和科学前沿的最主要资助渠道，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于2016年专门开辟了一类更长期资助——基础科学中心项目，其目标是“聚焦前沿、突出交叉”，主要资助对象是高水平学术带头人牵头的多学科交叉团队，进行“五年+五年”的滚动支持，最初每五年提供2亿元经费，如今降为6000万元，但相应扩大了资助范围，每年支持的团队也从三四个逐步增加到十几个。

　　这件事让王印明白，培养孩子不见得只在理论课上下功夫，教育也不仅仅是老师在讲台上灌输，还应该跳出来思考如何培养学生的品质和能力，激发他们的探索欲，为未来埋下一颗种子。

　　记者调查发现，这种“一拿到项目就有钱、没有项目收入很低”的现象在大部分主要依靠国家财政支持的科研机构很普遍，因为财政每年一次性提供的基本事业运营经费“只能保底”。比如在高能所，这笔钱主要用于“给员工发基本工资、基础的基建和修缮、水电支付等”。王贻芳说，高能所基本是靠竞争性经费活下来的，从研究所（课题组）的科研经费来看，竞争性经费占比几乎是100%。

　　官方通报指，陈树隆政治上攀附、经济上贪婪、道德上败坏，毫无政治信仰，大肆攫取巨额经济利益，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严重破坏政治生态。

　　庄辞是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科研处处长，负责研究所的科研管理。她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一般来说，科研人员申请最多的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面上项目，资助周期是4年，一共可拿到约60万元的项目经费，平均每年就是15万，“这意味着一个博士后的工资可能都负担不起”。

　　为促进当地房地产市场有序发展，近年来，淄博市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包括出台扶持政策、组织房产交易博览会、加强市场调研座谈等，旨在吸引更多的购房者参与其中。

　　即将于下周访问美国的韩国总统尹锡悦，在启程前同时对中俄发难。不仅暗示对乌军援，还妄自将台湾问题说成所谓“全球问题”，并称坚决反对所谓“依靠力量改变现状”。对此，中国外交部连续两天严正回应。而在韩国国内，对于尹锡悦为何在此时抛出这样一番言论，同样感到大为不解。

　　他一共收到了80多名小学生的报名。王印本打算招一个班，结果报了四个班的人数。制作水火箭的报名门槛是三年级以上，也有不少一二年级的孩子找到他说想学，王印不想挫伤孩子们的热情，他先评估学生的动手能力，适当放宽入门的标准，分成四个班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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