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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走出大流行的标志，其实是从不同的角度可以有不同的指标，从疫情防控，特别是公共卫生的角度来看，它的指标，我想主要有以下方面，一个是这种疾病的感染率到底处在什么状态，两个关键的感染率，一个是累计的感染率，也就是在一个地区、一个国家、一个人群当中，在一定的时间内总的感染率，也就是累计的感染率。还有一个感染率的指标是新发的感染率，比如说每日有多少人新发，在特定的人群中新发了多少人群的感染。另外一个指标是人群对它的免疫水平或者是免疫率，它的指标就是判断他体内抗体的水平，也就是抗免疫屏障、免疫保护率达到什么状态。第三个指标是看病原体，就是新冠病毒有没有发生质的、有公共卫生意义的变异，如果是在一个亚型下只是发生量变，没有发生质变，这个指标也是非常重要的。第四个是从医疗卫生供方的角度看，每日的接诊门诊量、住院情况、重症情况、死亡情况，以及整个医疗卫生系统应对的能力，这个方面是重要的。最后是看整个防控能力，从机制到控制这个疾病的手段和能力是否基本具备。我想这几个方面是判定走出大流行的重要指标。

　　（二十）支持各国在气候变化、供应链产业链稳定畅通等领域合作，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以可持续发展促进可持续安全。

　　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理事夏婧对《中国新闻周刊》解释说，在50%公办园覆盖率的指标“硬约束”下，尤其对一些原本以民办园为主体的地区，地方政府的指标完成压力很大，必然要新建、改扩建一大批公办园才可能完成任务。

　　大熊猫“吃素”，看似好养活，但从饲养员的角度来看，喂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新鲜的竹子是上野动物园最基本的常备食材，不过竹子也要根据季节不同选取不同种类，而且各个熊猫的喜好不一，须准备与之口味相匹配的竹子。

　　在北京，多家受访幼儿园都称今年有办托班的计划。从全国近两年的情况看，生源减少后，幼儿园办托班自救是一种普遍做法。柳倩指出，上海幼儿园整体还没看到明显的招生难现象，因为上海政府很早就提倡幼儿园办托班，所以在市中心的一些地区，近几年由于产业、企业外迁而造成人口流向郊区，部分幼儿园发现小班招生不足后，立刻用托班填满，“于是现在都活得很好，其实上海本地托班的需求还是非常旺盛的”。

　　但一些企业要推广机器换人也存在技术难点。以门业为例，由于防盗门不像保温杯等产品标准化，每天要生产几百个不同批次，每个批次里还有各种规格型号，机器难以制造几千种不同类型的门。

　　记者在北京走访发现，多数民办幼儿园2021年、2022年开始面临招生难，少部分公办幼儿园也存在招不满的情况。不同地区有所差异，在北京房山等京郊地带及丰台、朝阳等区，这一现象较为明显。以朝阳区为例，2021年，在接近开学季的8月中旬，朝阳区入园登记报名服务平台信息显示，仍有136家幼儿园尚有富余学位，一些幼儿园学位还剩上百个，这些没招满的幼儿园既有民办，也有公办，每月收费从600元到2.8万元不等。而在东城、西城，老牌优质公办园较为集中，这些幼儿园仍是家长们挤破头也想让孩子进去的首选。

　　连江县长王忠铭表示，“看着乡亲满足的笑容，深深感受到，这段期间为‘小三通’戮力协商争取的过程，全都是值得的”，他还表示，“小三通”在乡亲的期盼下不断改善，从一周2班增为一周4班，未来也希望不仅有目前金马居民能够体验，恢复到以往全面开放、两岸正常交流的景况。

　　乔治·夏勒在他所写的《最后的熊猫》中说，熊猫“跳脱出它高山上的家园，成为世界公民，它是我们为保护环境所付出努力的象征”，“能跟熊猫生活在同一个世界，演化历程发生交错，是我们的运气”。

　　在过去，哈尔斯工厂的流水线上密密麻麻都是人，现在人员精简，生产工序也逐渐“由长变短”。吴兴介绍，通过工序整合，在不影响成品的前提下，流水线上的工序减少，所需工人数量减少，生产效率也得到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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