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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他看来，这是大部分增长乏力城市“共同的命运”。“很多沿海城市，像东莞、泉州等外贸型城市，都有外贸订单流失的情况，所以外贸数据从去年七八月份到现在，每个月都在往下走，下半年可能更严峻。”他说。

　　白沟河是拒马河流域的主要行洪河道，设计标准为20年一遇。但《评估报告》提到，根据《白沟河治理工程（涿州段）初步设计报告》，白沟河右堤现状不能达到防御设计要求，各段堤防堤身单薄、超高不足，建设年代较早，建设时填筑压实要求较低，无法满足一级堤防要求。

　　还有一些金融机构的主要负责人甚至监守自盗，自己亲自出手做起了高利转贷的生意。曾任云南省富滇银行副行长的孔彩梅，被通报虽然拿着上百万的年薪，却不知足，整天琢磨怎样钱生钱、利滚利。在审批贷款过程中，她了解到多位私营企业主资金短缺，于是滋生了放高利贷的念头。孔彩梅把自己筹来的资金进行高息借贷，“白天当银行行长，晚上作钱庄庄主”。经查，孔彩梅涉嫌贪污、受贿、高利转贷等多项违法犯罪行为，违纪违法所得共计3180余万元。

　　浙江省一位纪检监察干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实践中企业和公职人员高利转贷情况并不少见，但实务中以这个罪名追究刑事责任的并不多。“公职人员职务犯罪由监委管辖，高利转贷罪由公安机关管辖。面对大量存在的高利转贷现象，执法人员不会也没法全部入刑。如果这类公职人员态度较好，监委一般也不会移送线索给公安，并追究高利转贷罪。”

　　在海叔看来，德国的“红绿灯”政府发出各种各样的声音，都没什么好奇怪的。这就如同梅洛尼担任总理的意大利政府，高喊着口号要不再与中方延期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如果光是当着拜登的面唱唱美式高调，其实根本不是个事。

　　多位受访者还表示，公众对公职人员触犯刑法，了解最多的是受贿罪、贪污罪等，对高利转贷罪认知非常有限，这也让一些人即便知道身边有人存在这种行为，也意识不到这是一种违法行为。也有受访者表示，他身边的公职人员认为高利转贷行为挺正常，甚至这属于会理财的聪明人。

　　中信银行昆明分行滇池支行原行长解鹏，先是借银行行长的身份结识掌握资源和有资金需求的各类人员，为高利转贷“撒网”，随后与他人商议到自己所在支行办理贷款，并以15%的年化收益出借。此后，他利用职务之便，推动银行贷款审批流程“一路绿灯”，对伪造的贷款材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并顺利将所获贷款转借，获得高额利益。经查，其利用职权进行高利转贷，获利71万元。

　　据《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所知，厅级官员中，也有多人涉及高利转贷问题。如江西省抚州市原副市长、市公安局原局长罗富杨通过高利转贷违规获利650余万元，广东省梅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叶胜坤、辽宁省营口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李思福等落马官员的通报中，也提到涉嫌高利转贷犯罪。

　　最后是“自我适应”，也是韧性城市最重要的内核。杨赛霓指出，现在每个城市都要对历次极端天气事件进行复盘和反思，“不仅是国内的案例，还有国外的案例”，总结经验和教训，不断去自我适应和改进。

　　“中介一直跟我说，楼龄新的房子稀缺，每年入市挂牌的就不多，降价卖得更快。但实际上，楼龄新的房子持续降价的也不在少数，到现在也没卖出去。”顾清还想再搏一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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