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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2日，此轮京津冀降雨已陆续结束。河北省水利厅副厅长李娜在接受央视采访时提到，由于河道水位回落是有一个过程的，据预测，后期涿州还有3亿~4亿立方米的水要过境。

　　2012年“7·21”特大暴雨发生后，河北省保定市涞水、涞源成为洪灾的重灾区，涞水县野三坡景区遭受自1986年开放以来最致命的重创。据2012年媒体报道，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在相关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野三坡景区上游的拒马河干流无水库等拦蓄工程，导致洪水迅猛，河道难以消化如此大的降水，但水库修建须由国家统一规划，种种原因致使当地修建水库搁浅。

　　还有一些金融机构的主要负责人甚至监守自盗，自己亲自出手做起了高利转贷的生意。曾任云南省富滇银行副行长的孔彩梅，被通报虽然拿着上百万的年薪，却不知足，整天琢磨怎样钱生钱、利滚利。在审批贷款过程中，她了解到多位私营企业主资金短缺，于是滋生了放高利贷的念头。孔彩梅把自己筹来的资金进行高息借贷，“白天当银行行长，晚上作钱庄庄主”。经查，孔彩梅涉嫌贪污、受贿、高利转贷等多项违法犯罪行为，违纪违法所得共计3180余万元。

　　现实案例中，与公职人员通常凭借信用就可以贷到款相比，民营企业家往往需要抵押贷款，越在经营不善时，企业的贷款难度也就越大。这也被认为是民营企业家通过公职人员等渠道加息转贷的原因之一。

　　杭州市公安局拱墅分局一级警长、公职律师童晓辉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在涉及高利转贷的案件中，如果高利转贷者在约定时间内还清了贷款，没有给银行造成损失，就很少暴露。而且这类人员在高利转贷时，也不一定会向转贷对象说明资金来源，“对公安机关经侦部门来说，相比集资诈骗、合同诈骗等，高利转贷的隐蔽性会更强”。

　　宁夏社科院社会学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李保平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企业主向领导干部借高利贷，除了确有资金周转需求外，更重要的是为了维持关系，可以说是一种变相的利益输送。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行为法学会金融法律行为研究会副会长王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个罪名的设立背景很特殊，1997年，提交到全国人大审议的刑法修订案草案中，并没有高利转贷罪。但在两会讨论期间，有来自银行界的人大代表主张增设这项罪名。他们的理由是，在贷款发放后，很多申贷人没有将其用于申请时所称的用途，而是高利转贷他人，吃利息差。

　　<strong>问：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和武装部队称，中国海警8月5日在南沙仁爱礁海域对菲方向仁爱礁“坐滩”军舰运送轮换人员和补给物资的船只进行拦阻并使用水炮攻击，违反了国际法，菲方对此予以强烈谴责。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strong>

　　他同时强调，近期华北地区的极端强降雨是小概率事件，为此通过修建过高标准的工程来消除风险，从经济上考量是不合算的，投入高，还要有专业的队伍维护。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上，这类高风险区都无法建设非常高标准的防洪工程。

　　除此之外，毛昭晖认为，刑法设立高利转贷罪至今尚未修改过，随着司法实践中出现的一些新的表现形式，犯罪行为变得更为复杂，有的涉及违法行为、有的涉及违纪行为。犯罪涉及到的人员也更广泛，包含政府、政法机关、金融系统的官员等等，有的还涉及代理人等。他认为有必要出台司法解释，对不同的情形进一步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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