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例行记者会上提出相关问题的是总台央视记者,而不是一些外媒记者。这显然意味着中国方面相当乐意将这件事公之于众。更须注意,此前一天,中乌两国最高领导人刚通了电话。双方就中乌关系和乌克兰危机交换了意见。
王贻芳建议,应给予科研单位充分自主权,将科研经费具体分配、使用权下放给研究机构。只有研究所自己才有专业能力判断,什么是领域内真正前沿和重要的问题?什么是真正的“从0到1”的原创性项目?站在整个机构统筹的角度,什么是未来3~5年或5~10年应该重点聚焦的方向?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应由所长充分征集科研人员的建议,并平衡好各方不同需求后再确定。“对基础研究机构而言,必须要有相当比例的项目非常具有前瞻性,但目前所里没有一个明确的战略聚焦方向,每个课题组都是直接和科技部、基金委签合同。”
实际上,从20世纪90年代起,面向国家战略需求就成为全球范围内推动需求导向的基础研究的一个重要举措,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将基础研究同国家利益相联系,在任务驱动下,“有组织的基础研究”亦随之兴起。《塞车飞艇5码打法》 中科院理论物理所正面临这样的困境。在该所制定的“十四五”规划中,有一个重点布局方向是关于可控核聚变中的理论研究,这也是紧密结合国家重大需求的研究方向。但庄辞说,研究所现有资源很难在这个方向上引进一批优秀的人才。“所里非常希望能够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围绕重大核心问题做一些布局、组织攻关团队,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她无奈说道。
注意在例行记者会上提出相关问题的是总台央视记者,而不是一些外媒记者。这显然意味着中国方面相当乐意将这件事公之于众。更须注意,此前一天,中乌两国最高领导人刚通了电话。双方就中乌关系和乌克兰危机交换了意见。
也就是说,改革几年后,越来越多的申请人选择做“需求导向”型项目。2019年初,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主任李静海接受中科院主管的《国家科学评论》期刊专访时曾表示,他推测,几年后,需求导向的申请数量和资助金额可能会适当提高,“这个估计一方面来自经验,另一方面也因为基金委会加强对需求导向研究的关注⋯⋯如果现在不能通过改革使资助系统适应新的形势,我们将会失去机遇。”李静海强调。/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