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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代表认为，这部分贷款本应用于与国计民生相关的项目上，却被用于其他项目，转贷后易引发贷款风险。最终，立法机关采纳了这一建议，在通过稿中增设了这个罪名。”王新说。

　　根据近4年文化和旅游部发布的《全国旅行社统计调查报告》显示，2019年签订劳动合同的导游人数为121710，但这个数值在2022年下降至82047。4年间，导游人数减少近4万人。

　　浙江省一位纪检监察干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实践中企业和公职人员高利转贷情况并不少见，但实务中以这个罪名追究刑事责任的并不多。“公职人员职务犯罪由监委管辖，高利转贷罪由公安机关管辖。面对大量存在的高利转贷现象，执法人员不会也没法全部入刑。如果这类公职人员态度较好，监委一般也不会移送线索给公安，并追究高利转贷罪。”

　　当时覃国友已在县委副调研员任上干了6年，他想“既然‘官路’不畅，转走‘商路’”也行。2009年至2013年，覃先后以其本人及其女儿的名义，以购买挖掘机为由分4次向广西鹿寨农村合作银行贷款（合计305万元），然后将所贷款项借给王某某和张某某二人，并收取利息。经查，覃国友通过高利转贷方式共牟利119万余元。

　　《中国新闻周刊》从相关通报看，涉及此类问题的公职人员覆盖面非常广，既有党委、政府官员，也有银行高层、国企高管等；既有省公安厅副厅长，也有基层干部。他们不仅因此丢了公职，还锒铛入狱。

　　会议还强调，要毫不迟疑做好人员转移安置，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宁听骂声、不听哭声，对受洪水威胁群众做到应撤尽撤、应转尽转，确保不落一户、不漏一人，加强安置点服务保障，全力满足群众居住、饮食、医药需求。

　　“预报预警的准确很重要，但更关键的是，预警是否能真正转化成人们的行动。”杨赛霓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一方面，预警要尽可能提前发布，给撤离的人们留出更多反应时间；另一方面，预警不能只限于气象信息，比如某地平均日降水量超过了300毫米，老百姓不知道这到底意味着什么。“预警如果能告诉人们水大概会淹到多高，住在这个地区的人立刻就有概念了”。

　　8月4日，淘宝推出涿州图书专场，帮助涿州地区受灾商家降低经营成本，支持他们尽快恢复经营，会场内商品皆为本次涿州受灾商家紧急盘点的、可进行正常销售的图书和周边产品。此外，淘宝直播联合行业开设涿州受灾商家公益专场，联合头部直播间、明星达人等一起，为受灾书商免佣带货，并提供专项流量支持公益直播，解决商家的燃眉之急。

　　积极开展医疗救治做好灾后防疫。全市派出242人组成的医疗工作组分赴重点区，转运伤病员3300余人次，协调48名专家指导和支援重点区医疗救治。及早启动灾后防疫工作，加强传染病监测预警和应急处置，严格受灾地区水质监测和消毒，确保“大灾之后无大疫”。

　　7月下旬至8月上旬，本就是涿州暴雨洪水频发的时期。但近100年来，涿州只经历过几次大洪水。2022年，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发布《涿州文化产业综合项目A01地块建设工程洪水影响评价报告》（以下简称《评估报告》），其中提到，1963年8月2日~10日，涿州境内及西部山区连降大雨，各条河流洪水猛涨，涿州市被水围困，西面和北面淹没的深度约两米，“登城西望，一片汪洋，村庄难辨”，是最大的一次水灾。1996年8月，北拒马河发生1964年以来最大洪水，38个村受淹。再就是2012年“7·21”特大暴雨后，7月22日，上游来水从北拒马河行洪，造成4.8亿元的直接经济损失。

　　本报记者 8868足球 【编辑:8868足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