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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中国纪检监察报》发文援引多位纪检监察干部的话称，现在对高利转贷行为还存在监管缺位问题。其中原因，既有行为人反复转移资金躲避监管，又有相关部门与金融机构的合作渠道尚未完全打通，无法做到全程、全覆盖监督。

　　“未读”出版商所有库存均在西南物流（涿州园区）托管，总体库存价值约1.24亿元码洋，图书近150万册，保守估计损失至少千万级码洋、百万级实洋。该企业已紧急安排预估的受损书籍重新加印生产，同时也将在各个平台店铺紧急开启“按需印刷预售专区”等。  

　　程晓陶分析说，涿州如果在通知蓄滞洪区民众转移时，告诉大家，北拒马河上游洪峰流量达到6000多毫米/秒，是“7·21”的两倍多，可能大家的警觉性会不一样。此外，他补充，日本在向公众发布灾害预警时，还会制作避难转移图，细致到告诉人们，如果当地被淹，该去哪个避难所，一些路会被淹，走哪条路更安全。这些都需要提前规划，甚至在日常公布给大众去学习，但国内在这一点上目前还没有这么精细。

　　近些年，国内也在要求基建项目要做气候可行性论证，尤其是一些涉及到城市安全的重大规划和重点工程。但巢清尘指出，目前的论证更多围绕着历史观测数据，没有考虑到对未来极端天气的预测情况。此外，多部门间系统性联动还不够，很多时候只停留在文件上。“一般都是部分城市遇到这种极端天气灾害之后，会强化这方面的意识，然后零星做一些基于灾害风险的评估工作，但过几年后，因为一直没有发生较大的灾害，又懈怠了。”

　　嘉友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6000平米的图书库房被淹，损失超过2000万实洋，上百万册图书全军覆没。小红帆童书8000多平米仓库受灾，300多万套图书损毁。光尘文化受损50多万册书，价值3000多万码洋。

　　程晓陶提到，目前国内应对洪水的演练水平较低，预案的可操作性、针对性不足，不同部门要求不同，演练效果也不一样，距离真正的实战还有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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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方敦促菲律宾从仁爱礁拖走“坐滩”军舰，恢复仁爱礁的原状。同时，从人道主义出发，对菲方向“坐滩”军舰运送食品等必要生活物资作出了临时性特殊安排。但一段时间以来，菲律宾以人员轮换和运送生活物资为名，持续夹带大量建筑物资上舰。中方多次通过外交渠道向菲方表达严正关切，建议双方就如何管控仁爱礁局势进行商谈，但菲方对此拒不呼应。

　　此外，多位熟悉涿州水利的受访者表示，北拒马河、大石河属于中小河流，防洪体系建设以地方投资为主，地方政府想要提升行洪标准，财力也是制约因素。不仅是涿州，因水利设施建设投资高，但难以给地方经济发展带来短期回报，导致不少地方政府对防洪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程晓陶认为，提高城市的韧性，不只与地方政府有关，每一个承灾体也要有更强的危险感知和应急处理能力。“韧性主要是对承灾体来说的。” 程晓陶强调。他认为，如果承灾体自己有更强的应急处置、风险辨识的能力，知道灾害什么时间会来、危险有多大、能提前采取哪些相应的规避措施，就可以有效减少损失。“每个人、每个系统都要去思考这个问题，因为每个承灾体都不一样。”

　　本报记者 home一必发娱乐一全球顶尖 【编辑:home一必发娱乐一全球顶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