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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省一位纪检监察干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实践中企业和公职人员高利转贷情况并不少见，但实务中以这个罪名追究刑事责任的并不多。“公职人员职务犯罪由监委管辖，高利转贷罪由公安机关管辖。面对大量存在的高利转贷现象，执法人员不会也没法全部入刑。如果这类公职人员态度较好，监委一般也不会移送线索给公安，并追究高利转贷罪。”

　　其实，这有什么可以奇怪的？在今年早些时候，李辉出访欧洲，从乌克兰到德、法、欧盟总部，再到俄罗斯，没有一站是俄、乌代表同时在场的。

　　另一套大降房源位于复兴门北大街，1989年建成的楼栋，东、西、北朝向的精装小三居，单价12.9万元，远低于该小区14.7万的均价。上一套同户型房源以1060万的价格成交，而这套标价940万元，降幅高达120万。这套房源挂牌不到半天就成功出售。

　　程晓陶认为，提高城市的韧性，不只与地方政府有关，每一个承灾体也要有更强的危险感知和应急处理能力。“韧性主要是对承灾体来说的。” 程晓陶强调。他认为，如果承灾体自己有更强的应急处置、风险辨识的能力，知道灾害什么时间会来、危险有多大、能提前采取哪些相应的规避措施，就可以有效减少损失。“每个人、每个系统都要去思考这个问题，因为每个承灾体都不一样。”

　　巢清尘现任国际全球气候观测系统研究组联合主席，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气象数据的长期监测显示，本世纪以来，全国总体的极端降雨的频次、强度都在不断增加，尤其是一些暴雨级别的降水，近年来有北扩的趋势。“而且这次华北暴雨，不仅和副高北抬有关，还与‘杜苏芮’台风的北上关系密切。最近几年我们发现，在全球气候变化大背景下，台风北上的趋势比以往更明显，这进一步加剧了北方城市遭遇暴雨的概率。”她解释说。

　　回顾德胜今年2月以来的成交数据，不难发现，市场因疫情结束而反弹的前两个月，量价双高。从成交价与挂牌价的差额来看，当时的议价空间与楼龄新旧密切相关。上世纪50到60年代的楼房，成交价与挂牌价有30万到50万的差额。80年代到90年代的房屋，差额在十余万元。2000年以后建成的房源，除了总价高、流动性较差的大三居，挂牌与成交价基本一致。

　　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司法实践中，高利转贷罪有可能会跟上下游的一些犯罪（如有的被包括到了洗钱罪中）混合在一起，有些案例中不一定会作为一个单独罪名体现出来。此外，有的案件还涉密，不对外公开，所以难以将该项罪名设立以来，涉及该项罪名的历年案件数量做统计。但从公开通报看，近年来涉及该类犯罪的案件还是屡见不鲜。

　　上述《中国纪检监察报》的文章透露，多地纪委监委已采取措施监管公职人员高利转贷行为。如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认为，纪检监察机关要督促金融监管部门履职尽责，加强对各金融机构开展公职人员贷款授信的监管，严格审查公职人员贷款用途。福建省南平市纪委监委结合新修订的《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规定》，加强对失信公职人员的情况通报和问题倒查，倒查是否存在高利转贷和违规参与民间借贷问题。

　　报告还指出，以直播为代表的新技术成为了文旅产业发展和突破的重要推动力。通过直播与文旅的结合，引领文旅产业经历深刻调整。未来，这种融合发展可能会带来全新的面貌，为文旅产业带来更多机遇和发展前景。

　　“说是要撤离，但在农村，谁家没有鸡鸭牛羊的，总得留个人在家，怕重要物件冲跑了”。张亮说。但他没想到，到了晚上，洪水突然漫进屋子，水位迅速抬高，他来不及跑，只能匆忙捞了两包方便面，爬到房顶。缺水、缺粮，手机没有信号。30多个小时后，张亮和其他村民才被一支民间救援队转运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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