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制定“十三五”规划时，杨卫曾提出了对中国基础研究的三个总体目标：2020年达到“总量并行”，学术产出和资源投入总体量与科技发达国家相当；2030年达到“贡献并行”，力争中国科学家为世界科学发展作出可与其他科技强国相媲美的里程碑式贡献；2050年达到“源头并行”，对世界科学发展有重大原创贡献。

　　正因如此，一方面，科研人员的经费宽裕与否并不影响其招聘学生或博后，招聘只看学术水平，比如IPMU为招到全世界最优秀的博后，提供了一份非常有国际竞争力的薪酬；另一方面，青年科研人员也可以自由选择博导和合作导师，并选择自己感兴趣的研究方向，而不必担心导师是否有充足的经费支持。“日本科研人员都不存在非得申请经费才能维持团队存活下去的压力，这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可以安静做学术的长期稳定的环境。为什么日本的诺奖得主这么多？因为他们的科研生态不急功近利。”庄辞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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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坦率地讲，“脱欧”之后的英国在追随美国并配合其全球战略方面走得过头了，都让人快忘了它是一个有着独立主权和独立国家利益的国家，这没有给它带来期望中的影响力和大国地位，反而是竞争力的不断消耗和缩水。一个典型例子是，在伦敦金融城最新发布的年度报告中，伦敦首次失去了全球顶级金融中心的唯一领先地位，与纽约并列第一，这也是伦敦历史上第一次没有在榜单上独占鳌头。紧抱美国大腿，失去的却是更广阔的天地。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英国有识之士意识到了这一点。

　　“现在来看，2020年实现学术产出总量并行的目标已经实现了，但当时还有一个期望，即投入到基础研究的资源可以与欧美大体相当，后来这点没能完全实现。2030年实现贡献并行目标预计会有一定的难度，当初预测时对全球科研合作的预测显得过于乐观，对2050年实现源头并行目标也还要再观察才能判断。”杨卫说。/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