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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安德鲁斯之后，澳大利亚西澳大利亚州州长马克·麦高恩“接棒”，开启访华行程。麦高恩在北京接受《环球时报》记者专访时表示，与疫情期间相比，西澳大利亚州的铁矿石、黄金、天然气等产品的对华出口已经恢复，政府正在努力促进恢复旅游、航空和留学生等方面的交流。

　　另据《日本经济新闻》1月报道，松下控股正在中国加快投资步伐，将在2022年至2024年三年时间里投入超过500亿日元，在中国新建或扩建10座以上家电及空调设备工厂。此次投资被视为2000年以来松下对中国家电及家居设备业务实施的最大规模投资。

　　为解决这个问题，王印又设计了辅助工具，先在凸起处靠中心的位置手动瞄点，用电烙铁烙个小孔，再用不同粗细的钻头逐渐将小孔扩大。后来，他还专门开发了打孔器，只要几秒钟就可以打一个标准的中心孔。

　　在熟悉韩国历史和国民心态的中韩学者看来，近代以来韩国成功构建了单一民族的身份认同，并通过历史教育、经济发展、政治转型和文化振兴等建立起了高度的民族尊严、自豪感和优越感。当一些韩国人认为其民族自豪感和优越感遇到来自中国崛起的“挑战”时，遂产生了对中国的负面情绪。在前些年“韩流”盛行时期，有韩国学者表示，韩国主导亚洲潮流的趋势让中国产生了“危机感”。而随着中国软实力的提升，以及中国影视剧、网络游戏、社交媒体平台在全球越来越受青睐，韩国民众的心态也出现变化。加上在历史上存在一些争议问题，都加大了韩国民众的对华误解和误判。

　　而从国家层面来看，如“萨德”入韩事件、海域划界和中韩渔业纠纷等都会影响韩国民间的对华认知。詹德斌认为，一些韩国民众错误地将中韩实力对比和相互依赖的结构性变化、新冠疫情的全球流行以及朝核问题久拖不决等问题归罪于中国。他告诉《环球时报》记者：“韩国民间对华认知出现偏差的根源在于中韩实力对比发生了结构性变化。”数据显示，中韩建交前一年（1991年），韩国的GDP（国内生产总值）相当于中国GDP的86%。在与中国的对比中，韩国人的这种优越感是不言而喻的。受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影响，2020年韩国GDP规模下降到只是中国的1/9，仅相当于中国广东省的规模。

　　商务部公布的数据也反映了这一点。2022年，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4449.5亿元人民币，增长28.3%，占全国36.1%，较2021年提升7.1个百分点。其中，计算机通信制造、医药制造领域引资增幅超过一半，达到67.3%和57.9%。

　　不止陈先元，在黄浦江上建缆车也是不少上海人的共同想法。据媒体报道，2017 年，上海世博文化公园建设市民“金点子”征集活动上，就有不少市民建议，徐汇滨江到世博文化公园建观光缆车。

　　在2019年9月9日，十九届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就曾审议通过《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意见》。

　　穆荣平认为，科研资助模式应该是一个“喇叭口形”，在“入口”处，应尽可能资助数量足够多的高风险、探索型小项目。随着对某个科学问题的认知越来越清晰，逐步聚焦到一个相对明确的方向，资助项目数量逐步减少和资助强度同步提升。当研究开发聚焦到重大应用目标并有相当积累时，需要更加系统性、高强度资助，此时科技领军企业实质性参与至关重要。越往后端越聚焦，企业参与积极性越高，到“出口”处，企业自身就有动力出钱资助，不需要政府资助。

　　“以去年中韩纪念建交30周年为起点，我希望中韩关系能在新的30年里向前向好发展。”谈到重塑韩国民间对华认知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詹德斌告诉《环球时报》记者，要警惕部分韩国民众的“厌华”情绪会牵制韩国政府推行友好的对华政策，并给外部力量离间中韩关系提供空间。他建议中韩政府层面要合力解决共同的难题，发掘新的利益增长点，如尽快升级中韩自由贸易协定（FTA），加强两国在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的合作，加强供应链稳定和对第三方市场的共同开发等。两国民众和媒体都要“平视”对方，积极评价对方在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发展上取得的成就，并通过频繁交流消除心理隔阂和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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