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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风险事件集中反映出中小银行艰难的经营现状。总结来看，中小银行整体呈“量多质弱”的特点，较国有大行和股份行而言，中小银行盈利能力普遍较弱，抗风险能力较低，风险抵补能力弱，且高风险机构聚集。根据央行公布的2022年四季度金融机构评级结果，高风险银行346家，城商行、农合机构（包括农商行、农合行、农村信用社）和村镇银行的数量分别为16家、202家和112家，占比高达95.4%。中小银行一方面资产质量偏差，城商行、农商行的不良贷款率分别为1.90%和3.25%，高于商业银行的平均水平（1.62%）；另一方面，能够承担损失的自有资金较少，资本充足率显著低于国有大行和股份行。

　　由于中小银行风险不仅关乎基层群众财产安全，更影响整个金融体系安全。包商银行、锦州银行等信用风险事件和河南村镇银行事件，都颇为令人关注。我国从顶层设计和政策层面对中小银行风险问题高度重视，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一些中小金融机构风险暴露”，4月底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再度强调“要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统筹做好中小银行、保险和信托机构改革化险工作”。

　　他期待着这段经历尽快画上一个完美句点，希望虎踞北路4号5幢能真正成为未来危房翻建可供借鉴的成熟样本，但他也知道，这将是一条漫长的路。

　　欧盟想扛“反胁迫”的旗子，这一点问题也没有。如果是真的反胁迫，中国人高度理解并坚定支持。中国作为贸易霸凌行为的受害者，甚至毫不夸张地说是世界上最主要的受害者，在维护贸易自由化、反对贸易霸凌方面，可以也应该成为欧洲反胁迫的同盟或队友。中国和欧盟在遭受美国经济胁迫这方面不仅有共同语言、共同利益，也可以有共同行动。值得一提的是，《反胁迫工具法案》最初是欧洲为应对美国特朗普政府经济霸凌而起意的，这个出发点不应该被忘记。

　　深圳卫视直新闻注意到，一段时间以来中美两国接触在多层级、多领域展开。在立法机构层面，长期对华强硬的美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也宣布将率跨党派议员前往中国访问，中国外交部也对此表示欢迎，并表示希望通过此访增进美国国会对中国的客观了解，促进两国立法机构对话交流，为中美关系发展注入积极因素。

　　10月4日晚，在杭州亚运会田径比赛全部结束后，中国奥委会为苏炳添、谢震业、吴智强、汤星强、切阳什姐、刘虹和吕秀芝补发了奥运会奖牌。

　　银行风险的处置措施分为最后贷款人措施（流动性支持）、存款担保措施、行政接管措施三类行政性措施，以及自我救助措施、同业互救措施两类市场化措施。其一，对系统性影响较小的银行，强调市场力量优先，采取市场化措施，防止道德风险。当其出现流动性风险但资可抵债时，尽量安排其进行自救，鼓励中小银行引入AMC等不良资产服务商，压实股东责任，适时适量地进行一定流动性支持等。而无法恢复常态且财务状况持续恶化的机构，应坚决加速市场出清，实现供给侧优化。其二，针对影响较大银行，应以行政主导模式为主，强调及时介入和单一机构决策。

　　危房消险，无外乎加固、翻新和拆除三种方式。随着各地棚改拆迁规模变小，5幢的拆迁看起来遥遥无期；而砖木结构的房子使用寿命只有50年，设计建造标准低、承重构件破损严重，加固似乎也改变不了本质，张玉延萌生出一个大胆的想法——由业主自筹资金原地翻建。

　　黑龙江省抚远市地处祖国的最东方，素有“华夏东极”美誉，是祖国大陆版图上最早迎接日出的城市。10月1日，不少游客选择乘坐K7065次列车到抚远，迎接祖国生日当天的第一缕朝阳。

　　杨爽明显感觉到蒋宝芬的抵触情绪更强烈了，“以前我们找她沟通还能说上几句，现在她连我们的电话也不接了。”杨爽说。新京报记者多次尝试与蒋宝芬联系，未获回应。一位和蒋宝芬关系密切的业主也拒绝了采访，“这事你问街道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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