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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摸排在实地走访摸排的同时，收集前期各行业主管部门的摸排情况，把水淹范围、水毁区域、房屋受损情况等要素体现在矢量图上，叠加已有的信息测绘数据手段，科学确定村庄范围、建筑规模、人员规模和用地规模等，为下一步规划编制打下基础。张刚表示，根据灾后重建规划工作方案要求，门头沟区初步计划开展综合防灾、选址安置等10个专项规划。

　　十年来，“70后”省部级官员不断涌现。仅以省级党委常委为例，去年全国省级党委换届后，“70后”省委常委至少已近70人，占比接近五分之一。

　　中国监察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人民大学反腐败与廉政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毛昭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公职人员的高利转贷行为，往往涉及个人权力的影响力，其危害性更大，隐蔽性更强，他们利用了个人权力影响力贷到款后，又加息转贷，扰乱了金融市场秩序，增大了金融风险。

　　上午，张刚一同进入丁家滩村进行摸排，实地了解村里的水毁情况、农民诉求等情况。他介绍，从初步的摸排情况来看，丁家滩村是受灾比较严重的村庄，水深最深的达到了2米，村周边有行洪、山洪、地质灾害等综合灾害的发生，损毁程度比较重。

　　浙江省一位纪检监察干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实践中企业和公职人员高利转贷情况并不少见，但实务中以这个罪名追究刑事责任的并不多。“公职人员职务犯罪由监委管辖，高利转贷罪由公安机关管辖。面对大量存在的高利转贷现象，执法人员不会也没法全部入刑。如果这类公职人员态度较好，监委一般也不会移送线索给公安，并追究高利转贷罪。”

　　“预报预警的准确很重要，但更关键的是，预警是否能真正转化成人们的行动。”杨赛霓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一方面，预警要尽可能提前发布，给撤离的人们留出更多反应时间；另一方面，预警不能只限于气象信息，比如某地平均日降水量超过了300毫米，老百姓不知道这到底意味着什么。“预警如果能告诉人们水大概会淹到多高，住在这个地区的人立刻就有概念了”。

　　在丰宁蓝天救援队督查组组长张成林看来，救援行动不光靠一腔热血，不能一味往上冲，需要合理的分工和正确的指挥。山西天龙救援队队长陆玖向《中国慈善家》坦言，灾难救援中首先要考虑救援人员的安全。“万一救援人员出事，谁也承担不起这个责任，根本无法向其家里人交待。在救援行动中，民间救援人员几乎没有保障。”

　　其实，这有什么可以奇怪的？在今年早些时候，李辉出访欧洲，从乌克兰到德、法、欧盟总部，再到俄罗斯，没有一站是俄、乌代表同时在场的。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常务理事刘俊生曾在“2012中国领导人论坛”上作《“60后”省部级领导干部成长升迁影响因素分析》的主题演讲。他认为，影响“60后”晋升的几个重要因素之一是学历，这是精英政治外在的一个显性标志，在西方的国家亦如此。

　　一位受访的政法系统公职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很多银行工作人员甚至会主动到他所在的单位，推销信贷业务，“他们给我们的工作证件拍照，再让我们填个表格，就能贷到30万元，甚至更多，贷款利率也会有明显优惠。推销人员虽然说资金不能用于高利转贷等用途，但后续并没有跟踪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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