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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贻芳建议，可以先选取几家中央直属基础研究科研单位进行试点，依照其过去获得的竞争经费，按大约10%比例增加额外的稳定支持经费，“既能维持现有体系大体不变，也可以部分克服过度竞争的弊端，这种差异化的支持方式将带来新的效益。”他解释。庄辞也认为，改革应从小切口开始，逐步推广。她认为，科技部正在部署的基础学科研究中心是一个很好的“切口”。

　　虽然多次串供，并努力销毁证据，但闫学会深知，她的所作所为严重违反了党纪国法，一旦暴露将面临纪法严惩。为了消除内心的担忧和恐慌，她开始多次联系此前经人介绍认识，声称可以算命并能作法替人消除灾祸、人称“黄姨”的神秘女子，向其咨询官运前途，拜大神、求大仙，希望得到神灵护佑，去除升迁阻碍、免除“牢狱之灾”。

　　在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简称“北生所”）所长王晓东看来，当下中国科研经费管理体制陷入的困境，背后还有一个更深的底层逻辑：科研的自主权到底该给谁？

　　对这个问题，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所长王晓东没有正面回答，他反问：“为什么中国年轻的科学家总处于‘饥饿’之中？”

　　“因此，在‘入口’处的基金委在资助时如果过度强调目标的清晰性，则容易导致项目前瞻性不够，相当于喇叭口一开始就收得非常小了，但自由探索型基础研究必须有一个非常大的喇叭口。”穆荣平说。

　　列车抵达武昌站时，出站口人潮涌动。与前两年出站旅客排队等候做核酸不同，如今，这里是各种各样的旅行团接站人员在迎接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

　　一位不愿具名的中科院某基础研究所所长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目前，各类项目来源不一，都有各自管理部门，比如科技部、基金委等。研究所对科学家所在的课题组只有保障义务和财务管理责任，但因为项目不是自己选的，所里既没有资源、也没有权力对项目任务进行调整，同时也不对项目的缺失或对错负责。

　　在中国提出有关乌克兰危机的中方立场以后，国际社会其实对中国之劝和促谈是高度期待的。特别是法国总统马克龙访华之后，欧洲一些国家更多的人相信中国的诚意，以及中国的能力。

　　另一面，寻亲路上这些年，家长们互帮互助，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了朋友，甚至更熟的关系——无论是公开还是私下场合，他们互称“兄弟姐妹”。

　　对基础研究的稳定支持，国外顶尖机构是怎么做的？2019年，中科院组织了一个考察项目，旨在通过实地调研世界知名基础研究机构，总结他国经验，探索什么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基础研究科研组织模式，庄辞参加了这一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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