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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位救援人员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此次救援的挑战也远高于“7·21”和郑州“7·20”特大暴雨时期。8月2日上午,中国皮划艇协会新兴项目委员会主任金绍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前一天凌晨,他们一行人带着皮划艇抵达涿州。“很多道路不通,我们只能哪条路通,就往哪儿走。”金绍辉说。此外,洪水进入平原,行洪速度放缓。水下很多杂物,铁片、树枝,甚至电线等障碍,随时可能阻拦、破坏船艇。部分救援队只能先清理障碍,再想办法救援。
一些求稳的家长索性把目光转移到德胜调剂出区主要的承接学区新街口,“绝大部分调出德胜的孩子都进了新街口的志成小学,那我干吗不直接买在新街口,买在志成呢?”“买在新街口,你的孩子是能稳上志成。但是买在德胜,等孩子入学,你很有可能上育翔。”张波深谙家长稳中求进的心态。
7月下旬至8月上旬,本就是涿州暴雨洪水频发的时期。但近100年来,涿州只经历过几次大洪水。2022年,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发布《涿州文化产业综合项目A01地块建设工程洪水影响评价报告》(以下简称《评估报告》),其中提到,1963年8月2日~10日,涿州境内及西部山区连降大雨,各条河流洪水猛涨,涿州市被水围困,西面和北面淹没的深度约两米,“登城西望,一片汪洋,村庄难辨”,是最大的一次水灾。1996年8月,北拒马河发生1964年以来最大洪水,38个村受淹。再就是2012年“7·21”特大暴雨后,7月22日,上游来水从北拒马河行洪,造成4.8亿元的直接经济损失。
为了提高城市基础设施对极端天气的适应性,杨赛霓建议,当下迫切需要去重新评估气候变化带来的极端暴雨场景下,部分高风险区基础设施可能面临的冲击,现有的设防水平是否需要升级和更新。“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是大范围的核查,看看已有设施设防标准的缺口有多大,这涉及到巨大的工作量,技术强度也很大,但这件事现在必须去做。”
“不出意外,‘7·31’之后购房的连续第三年全部调剂出区,部分‘四老’房本儿的,也被调剂出区。”7月初,伴随北京幼升小结果出炉,学区房市场再次引发关注。
今年春节后,连续两年经历价格回调的深圳学区房市场有所回暖。乐有家研究中心数据显示,全市名校片区的学区房成交价相较其他二手房,较参考价有更大幅度的偏离,以参考价成交的学区房占比从1月的55.5%减少至3月的38.4%。
7月29日,针对此轮华北极端强降雨,中国气象局已作出预报,并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一级应急响应。但现实中,极端暴雨的强度以及带来的危害,几乎超出所有人的预料。
黄平回忆,当时为了防灾,他留在北京统筹,一位负责日常运营的副总到了涿州,但由于封路,只能到库房附近,库房现场也安排了人员负责调度。从各方面反馈的信息来看,他们预判可能有风险,但不一定特别大。之后他们开始组织人力把低处的书往高处搬,但因为库存书籍太多,库房剩余空间有限,加上停电,电梯停运,临时又请不到搬运工,搬运效率很低,导致书籍无法及时挪走。后来,大家想办法凑到了2000包沙袋,在此之前,黄平向涿州市政府求援,但由于洪水来袭,加上人力不足,部分沙袋运不过来。“在这么大的灾害面前,所有人都尽心尽力了,我们都做了自己能做的事情。”
即便如此,仍然有金融机构负责人出于和公职人员存在利益交换等原因,扮演起“内鬼”角色,违法放贷,帮助公职人员顺利通过高利转贷牟利。
杨赛霓认为,当下不可能把所有标准不够的基础设施都推倒重来。因此,在更新时,需要基于气候风险评估,做一个优先级排序,优先投资一些设防标准差距大,同时极端天气风险最高的区域,而且这种评估必须要面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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