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贵伦指出，从制度体系上来说，在我国这样一个大国，抓宏观顶层设计和微观基层实践很重要，但中程运行机制也非常关键，“光是宏观有政策，微观抓落实，但是中间不畅，渠道不通，会有问题。信访工作作为社会工作和群众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应当纳入这个体系，否则就会造成中间的环节脱节”。

　　在此背景下，一些智库对华研究团队也发生调整，一批新老“知华派”人士开始担当重任。比如，今年夏天，主持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多年的李成前往香港大学，担任该校中国与世界治理中心创始主任。对这一变化，新加坡《联合早报》刊文评论说，这是美对华新冷战下的“人才脱钩”。李成的位置已由曾在美国使馆担任过外交官的“知华派”何瑞恩（Ryan Hass）接任。巧合的是，何瑞恩跟迈克尔·弗罗曼一样，也在奥巴马政府中任过职，扮演过对华政策顾问的角色。再如，白邦瑞离开了近年来极端化倾向明显的哈德逊研究所，到传统基金会担任中国研究负责人，最近常以“中国战略高级研究员”的身份接受美国媒体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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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结构问题。韩俊毫不讳言地指出：安徽产业结构偏重，煤电、钢铁等6大高耗能行业消耗了88%的能耗；能源结构偏煤，煤炭消费占能源消费比重66.2%；运输结构偏公路，公路货运量占62.4%；资源压力较大、环境容量有限，人均水资源、森林面积分别仅为全国的60.3%、43.6%；全省工业化、城镇化尚未完成。

　　雷蒙多是“70后”女性，经常梳着干练的偏分卷发，脸颊瘦长，神情略严肃。以往，她在推动对华贸易与对华进行技术遏制之间，实行“艰难的平衡”。其此行能否切实为中美经贸合作注入正能量，受到特别的关注。/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