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9月，王莉的幼儿园比往年少招了30人，空出来的一间教室，她决定用更小的孩子填满，于是新开了一个托班：主要招收2岁半~3岁的孩子。今年，如果招生人数进一步下降，王莉打算开更多托班，并考虑向更小年龄段延伸。托班收费不受政府指导价限制，每人每月是2700元，这笔“额外收入”就成了幼儿园当下的救命稻草。

　　“过着以动物园为中心的生活。”砂帆子很享受这种生活模式，她定期去见大熊猫，频繁奔波于各地动物园的过程中，她渐渐发掘越来越多可爱的动物。今年以来，她去了熊本动植物园看海狸，去了横滨市金泽动物园看考拉。多数时候，砂帆子利用周末时间跑动物园，偶尔请假，所在公司的上司了解情况后，对于请假比较宽容，也得到了同事的支持，这让她感受到了周围人对动物之爱的共情。

　　“其实首轮幼儿园的关停潮已经到来了。”夏婧强调。她说，今年“应该是最好的一年”，以后会越来越困难。在幼儿园园长群里，从去年起就经常看到有幼儿园在转让一批桌椅板凳。很多园长还在挣扎，但趋势已不可逆转。另外，随着人口未来不断向城市集中，情况最危急的幼儿园还不在北京、上海、济南这些一二线城市，而是集中在四五线城市。《秒速飞艇9码刷技巧》　　柳倩说，上海和其他地区不同，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第一轮人口下滑时，上海市教委领导就预判了未来人口负增长趋势，于是从1999年起就开始探索建立0~6岁幼托一体的管理机制，“当时就有了提前规划，让幼儿园成为一个蓄水池，3~6岁孩子少了就办托班，如果孩子再少，再往更低的年龄段延”。

　　“用工荒”背后是代工模式下日益逼仄的劳动环境。“现在永康租房至少要六七百元一间，但工资只有五千元左右，在中西部可能也能拿到这么多钱，很多人过完年就不愿意来了。”袁永华说。

　　相较于王力、步阳等大型企业，许多中小企业招聘情况则不如人意。春节后，一家户外箱包制品企业的行政部经理袁永华就泡在了工厂附近的劳务市场里招人。他的工厂需要招40名装配工、30名组架工，以及冲床工、包装工、清洁工等数十名一线员工。这些装配工每天工作八九个小时，薪水完全按计件制，每月薪水多在5000~8000元之间。袁永华的工厂里，目前还有至少20%的人员缺口，尤为缺乏的是25岁以下的年轻人。/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