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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在拒马河下游的县市，近些年日益缺水，我们其实不希望上游修水库。”上述熟悉涿州市水利的人士坦言，这种心理十分矛盾。一方面，发生这么大的洪水后，当地需要水库来调蓄洪峰；但另一方面，不能为了防洪，使农业、工业生产受到威胁，“不是简单非黑即白的事情，需要多学科多领域论证”。不过，程晓陶认为，时隔多年后，此次河北受灾是一个契机，以审视是否需要建水库。

　　程晓陶认为，提高城市的韧性，不只与地方政府有关，每一个承灾体也要有更强的危险感知和应急处理能力。“韧性主要是对承灾体来说的。” 程晓陶强调。他认为，如果承灾体自己有更强的应急处置、风险辨识的能力，知道灾害什么时间会来、危险有多大、能提前采取哪些相应的规避措施，就可以有效减少损失。“每个人、每个系统都要去思考这个问题，因为每个承灾体都不一样。”

　　从得知洪水将至，员工就在全力堆叠沙袋、搬运图书，但洪水来得太过迅速，大家只能眼睁睁看着仓库进水，图书被泡。当水势过大不得不放弃抢救图书从仓库撤离后，员工退到了办公室的四楼，等待救援，在洪水包围的孤楼里度过了一夜。

　　《半月谈》曾评论称，在一些高利转贷案中，有领导干部多次以名下房屋需要装修为由向银行大量贷款，动辄数百万元的“装修贷款”明显超出正常的装修需求，这些显而易见的不合理之处，折射金融机构对涉公职人员贷款的资金用途存在管理漏洞。

　　白智立认为，随着改革开放、国门打开，“70后”官员群体走出国门的机会更多，可以客观理性地看待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中国新闻周刊》注意到，60多位“70后”省委常委，在担任党政干部期间，至少十余位曾赴欧美等国求学或培训。

　　相对于大灾大难，民间救援队面对更多的是这种日常救援任务，同样面临高昂的救援成本。张成林给记者算过一笔账，以经常出现的驴友失联救援为例，会用到绳索、探照灯、消耗挂片、车修壁虎等工具，这些工具都是消耗品，都要定期更换。有些搜救会用一天时间，10多名队员的车辆油费、伙食费、通讯费等花费至少在2000元以上，而这些钱都是队员们自己掏腰包。        

　　该文章提到，流域内有28处蓄滞洪区，半数以上没有建设进退洪控制设施、口门等工程，靠临时扒口分洪，分洪水量、淹没范围、退洪时机等难以控制，一旦发生流域性大洪水，蓄滞洪区难以启用或无法正常运用。此外，海河流域对于防洪的预防、预警、预演、预案能力薄弱，无法支撑有洪水的防御实战。

　　之后，他在企业和党政机构之间历练，担任过上海洋山同盛港口建设有限公司总经理，普陀区委常委、副区长，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杨浦区区长、区委书记等职。

　　彼时，国有大行正经历一场重大变革——全面推进股份制改革，建行亦如此。2003年4月，建行成立股份制改革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对全行的股改工作进行统一协调和安排，当时媒体称建行的股份制改革是“铁腕攻坚”。

　　他同时强调，近期华北地区的极端强降雨是小概率事件，为此通过修建过高标准的工程来消除风险，从经济上考量是不合算的，投入高，还要有专业的队伍维护。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上，这类高风险区都无法建设非常高标准的防洪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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