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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此之外，在伯恩斯大使过去几天的推文中，外界还能看到他记述“很高兴见到”自己的母校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与南京大学合办双语教学项目；转发了塞内加尔大使锡拉向国家主席习近平递交国书的推文；以及前往赛珍珠女士（Pearl S。 Buck）故居，尊称其为“两国之间‘人民的桥梁’”，称自己“获得了诸多启发”。

　　伯恩斯称，美国不希望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脱钩，但必须要“降低来自中国的风险”。他表示：“我们没有想要将这两个经济体分隔开来，但在某些领域我们这么做了，而且将继续采取措施来保护我们国家安全利益。”

　　但更大的挑战在于，全国多地的“二胎”儿童在2018年之后又迅速减少，这就意味着，各地为了应对二胎入学潮新增的学位，又需要在两三年后面临快速收缩的压力。今年要愁学生太多，再过两年就要愁学生太少，这确实很让人犯愁。

　　而为了简化信息，我国几乎每个县都贴有一些标签，例如扶贫开发重点县、粮食生产大县、生态建设示范县、“奶牛之乡”“水稻之乡”等等。下级政府贴上这些标签，可以有利于他们吸引上级政府的注意，并争取相应的转移支付资金。

　　其实分税制改革后，转移支付一直占据中央财政支出的“大头”。不过相比疫情暴发前数年，2020年以来，转移支付占中央财政支出比例小幅攀升，从不足七成到稳定在70%以上。

　　财政部数据显示，去年全年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同比下降2.1%，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上年增长6.4%。分省份来看，共有21个省份财政收入同比下降，仅有5个省份实现增长，多为山西、内蒙古、陕西等资源型省份。

　　陈弘表示，“四方安全对话”机制领导人会议将于5月24日在悉尼举行，美国肯定会向它的盟友施加更多压力，要求它们继续保持在反华的轨道上。澳大利亚必须意识到，单纯追随美国霸权，对于它自身长远的国家利益来说是没有任何好处的。

　　显然，伴随地方政府收支矛盾加剧，中央转移支付的角色愈发重要。但是，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的增长是否可持续？这涉及到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的钱从哪里来。

　　在今年1月28日举行的“新春第一会”上，常州市委书记陈金虎表示，今年常州将满怀豪情迈进GDP万亿之城；烟台市政府工作报告此前也明确，2023年要“争取突破万亿元大关”。

　　“期待推动全面恢复对华贸易”，据《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11日报道，法瑞尔是自2019年以来首位访问中国的澳大利亚贸易部长。在为期三天的访问中，他将同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以及其他高级官员会晤。《悉尼先驱晨报》称，法瑞尔将邀请王文涛访澳，并前往他位于南澳州的家庭葡萄园做客。此次访华期间，法瑞尔还将与王文涛共同主持第16届中澳部长级经济联委会。《澳大利亚人报》称，该机制始于1986年，但自2017年两国关系开始恶化以来暂停。此外，法瑞尔还将访问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澳媒称，该企业是澳大利亚铁矿石的最大买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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