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作为中国科研体制改革“试验田”的北生所开始筹建，其目标是出人才、出成果、出机制。王晓东是北生所第一、二任所长，他对《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北生所目前每年能获得2.5亿元的稳定经费支持，分别来自北京市、科技部和清华大学。北生所实行理事会下的所长负责制，行政、财务完全自主。

　　这种模式下，近年来，北生所在细胞程序性死亡、感染与天然免疫等多领域都取得了一些突破性进展。但20年过去，它仍是中国科研体制内的“特区”，模式没有得到复制和推广。

　　王贻芳建议，可以先选取几家中央直属基础研究科研单位进行试点，依照其过去获得的竞争经费，按大约10%比例增加额外的稳定支持经费，“既能维持现有体系大体不变，也可以部分克服过度竞争的弊端，这种差异化的支持方式将带来新的效益。”他解释。庄辞也认为，改革应从小切口开始，逐步推广。她认为，科技部正在部署的基础学科研究中心是一个很好的“切口”。《88国际彩票平台APP》　　中国的基础研究向何处去？杨卫说，还是要回归本质，在有较充足经费保障的前提下，让喜欢自由探索的科学家自由探索，想要解决国家重大战略问题的科学家继续为国出力，每个人都能在各自的领域、以自己的方式找到从事基础研究的荣誉感。

　　穆荣平认为，科研资助模式应该是一个“喇叭口形”，在“入口”处，应尽可能资助数量足够多的高风险、探索型小项目。随着对某个科学问题的认知越来越清晰，逐步聚焦到一个相对明确的方向，资助项目数量逐步减少和资助强度同步提升。当研究开发聚焦到重大应用目标并有相当积累时，需要更加系统性、高强度资助，此时科技领军企业实质性参与至关重要。越往后端越聚焦，企业参与积极性越高，到“出口”处，企业自身就有动力出钱资助，不需要政府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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