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我们很难在中国落地一些临床试验，比如在中国招聘临床试验的受试患者、整个临床试验的安排在中国会与其他市场有区别，这是过去我们在中国开展临床试验方面面临的一些挑战。但是，近年来这个局面已经完全改变，中国在临床试验方面的发展在全球已经非常具有竞争性，在中国可以进行很多创新药物的临床试验。”卫博科说。

　　穆荣平认为，科研资助模式应该是一个“喇叭口形”，在“入口”处，应尽可能资助数量足够多的高风险、探索型小项目。随着对某个科学问题的认知越来越清晰，逐步聚焦到一个相对明确的方向，资助项目数量逐步减少和资助强度同步提升。当研究开发聚焦到重大应用目标并有相当积累时，需要更加系统性、高强度资助，此时科技领军企业实质性参与至关重要。越往后端越聚焦，企业参与积极性越高，到“出口”处，企业自身就有动力出钱资助，不需要政府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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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CDF年会期间，工信部党组书记、部长金壮龙会见了宝马、博世、博通、康宁、梅赛德斯-奔驰、辉瑞、施耐德电气、西门子等跨国企业负责人。国家发改委、银保监会、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务院国资委等部门主要负责人也会见了部分外资企业代表。这些部门在会谈时均强调，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并表示将为外资企业在华发展提供服务和保障。

　　“行业已经不再是简单价格比拼，经历了疫情，流量增长减缓后，物流的保障和消费者体验变得越发重要，需求也越发细分”，多位行业人士分析，“快递对每个消费者都更加重要了”。/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