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以后，我国开始推动财政事权改革，相应的带来了支出责任改革。特别是2018年以后，推动了包括交通运输、医疗卫生等各个领域的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改革，这便涉及中央和地方共同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问题，因此2019年增设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成为一般性转移支付的重要组成，当年规模便达到3.9万亿元。

　　“个人生活作风只是表层，更重要的是有无工程腐败，背后有无保护伞。”反腐专家、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彭新林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郭某某的话语显露出诸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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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大利亚一些政客大肆宣扬中国威胁，却没有详细说明这个威胁到底包括什么”，香港《南华早报》援引澳国防和政治分析师萨米德·巴沙的话称，澳大利亚政府最新的国防战略评估报告呼吁进行彻底改革，使其军队具备远程能力，大肆宣扬不确定的“中国威胁”，以证明这笔开支是合理的。但这场军备竞赛的主要受益者是美国，因为澳大利亚不具备迅速运用本土解决方案的基础设施、劳动力或者技术。巴沙认为，澳中经济关系正在反弹。关键是要看经济合作的大局和此前定义澳中关系的和平姿态，而不是诉诸武力叫嚣，应第三方要求鼓动战争只会增加焦虑和不信任。

　　如何让有限的转移支付使用效率更高是另一个重要问题。其实，在中央对地方转移额度不断攀升的背后，结构也在发生改变，一般性转移支付占比不断提高。/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