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在云冈石窟逐渐成为一门显学的过程中，也不乏中国学者的身影。1919年，史学家陈垣就发表了一篇题为《记大同武州山石窟寺》的文章，对云冈石窟的历史进行了考证，11年后他又发表《云冈石窟寺的译经与刘孝标》，首次论及云冈的译经活动；1926年，陈万里撰文《云岗石窟小纪》；1929年，叶恭绰写作《大同云冈石刻毁失记》，呼吁对石窟加以保护；1933年，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一行考察云冈，并撰写了《云冈石窟中所表现的北魏建筑》，从建筑专业角度阐释了云冈石窟的价值，同年，顾颉刚也编辑了《云冈造像史料》；1936年，周一良发表《云冈石佛小记》 ，大同学者白志慊出版《大同云冈石窟寺记》……只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些中国学者的研究虽然具有一定的开拓性，但未能建构出足够全面而精细的理论系统。因此与许多古迹研究相似的是，云冈在中国，云冈研究却在海外。

　　法国媒体引用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贝恩德·朗格的话称，ACI将被证明是对未来经济胁迫手段的有力威慑。“这真的不是一把水枪——这是一把真枪，有时有必要把枪放在桌子上，即使知道它不会被使用。”不少欧洲媒体报道时都强调ACI的震慑作用。德国《法兰克福汇报》29日评论说，所有这些新的措施都明确是作为最后的手段。欧盟委员会首先会与有关第三国直接谈判，让对方撤回已经实施的胁迫措施，或者要求赔偿损失。欧盟委员会在提出提案时已经强调，它主要关注的是威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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