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船厂向日本学习的内容，逐渐从技术交流、业务咨询，发展到派员工赴日考察、进修、培训，继而学习引进日本的管理体制。”胡可一介绍说，一批批技术人员进修回国后，成长为各家船厂的技术骨干、厂长，那段中日蜜月时期，中国储备了一批既懂技术又懂市场的专业人才，为国内造船行业的快速发展打下了基础。

　　而现在，因为人流量锐减，对企业的吸引力下降，国企退出经营，取而代之的是租用场地的劳务中介。人社局下属的人力资源服务中心要免费为企业做好海报、布置好位置，鼓励企业来参加。在招聘会门口，还设置了“招工礼包”，吸引工人前来参与。

　　“造个船壳子并不难，难的是怎么建造一座移动的海上城市，如何把城市功能集成到船上。”陈斌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邮轮在大海航行，要经受风浪考验，要自己解决供水、供电、排污等基本问题，还要满足5000多人各种休闲娱乐需求，在有限空间实现如此繁杂的功能，邮轮建造几乎是以毫米为精度单位，“系统工程既庞大又精密”。《100本金7码雪球计划表》　　当时在天津大学读书的李彦庆正好在新港船厂实习，各车间、办公室的名称还以“课”结尾，现在的“设计中心”原来都叫“设计课”。回顾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船舶工业的快速成长，他不由感叹：“中国在学习、借鉴、消化、再吸收先进经验的过程中，得到了国际同行的很多帮助。”

　　柳倩说，上海和其他地区不同，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第一轮人口下滑时，上海市教委领导就预判了未来人口负增长趋势，于是从1999年起就开始探索建立0~6岁幼托一体的管理机制，“当时就有了提前规划，让幼儿园成为一个蓄水池，3~6岁孩子少了就办托班，如果孩子再少，再往更低的年龄段延”。

　　如果仔细观察，近三年来，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公布的造船三大指标的计量单位出现了变化，在单一载重吨（DWT）口径基础上，增加了更国际化的修正总吨（CGT）指标。国内修载比（CGT/DWT）已从2020年的0.356上升到2022年的0.468。“修载比提高，说明承接的高端船舶更多了。”李彦庆说。/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