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几十年，宿白始终保持着对云冈石窟的关注和研究，陆续发表了《云冈石窟分期试论》《平城实力的集聚和“云冈模式”的形成与发展》等文章，不仅对云冈石窟的艺术特点、历史背景等做了全面阐述，并根据石窟形制、造像内容和样式对洞窟的分期进行了划定，同时还提出“云冈模式”理论，一举确立了云冈在中国石窟寺历史上的关键性意义。

　　再说政治。1964年联合国第一届贸发会议将二战后实现民族解放、走自主发展道路的广大亚非拉国家，确定为与发达国家对应的“发展中国家”。数十年来，中国作为其中最具全球影响力的成员，一直代表新兴经济体发声，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

　　当然，在云冈石窟逐渐成为一门显学的过程中，也不乏中国学者的身影。1919年，史学家陈垣就发表了一篇题为《记大同武州山石窟寺》的文章，对云冈石窟的历史进行了考证，11年后他又发表《云冈石窟寺的译经与刘孝标》，首次论及云冈的译经活动；1926年，陈万里撰文《云岗石窟小纪》；1929年，叶恭绰写作《大同云冈石刻毁失记》，呼吁对石窟加以保护；1933年，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一行考察云冈，并撰写了《云冈石窟中所表现的北魏建筑》，从建筑专业角度阐释了云冈石窟的价值，同年，顾颉刚也编辑了《云冈造像史料》；1936年，周一良发表《云冈石佛小记》 ，大同学者白志慊出版《大同云冈石窟寺记》……只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些中国学者的研究虽然具有一定的开拓性，但未能建构出足够全面而精细的理论系统。因此与许多古迹研究相似的是，云冈在中国，云冈研究却在海外。《澳洲幸运10全天计划预测》　　经常组织和参与两岸学生交流活动的武大学生张雨萌在座谈中积极发言，主动回答台湾学生关于两岸青年交流和就业前景方面的提问。她对记者说，无论在与台湾同学的日常交往中，还是在今天的交流讨论中，都深深感受到，两岸一家亲，两岸青年对中华文化的感知是共通的，期待两岸年轻人有更多机会认识、了解彼此，成为知心朋友、合作伙伴，一同创造美好未来。

　　“我们在等待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冠疫情的终结，已经不是大流行，而是变成了地方性流行疾病，我们就不再需要戴口罩了。”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主任高福认为，我们可以回归正常生活，但要提防“新冠恐惧症”与“新冠忽视症”。当前世界各地的数据已经证明了长新冠的影响，长新冠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我们要尊重事实，另外我们也生活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中，需要道德和团结来共同应对。

　　这是云冈石窟最为兴盛的时期，呈现出了郦道元在《水经注》中描述的恢弘之势：“凿石开山，因岩结构，真容巨壮，世法所希。山堂水殿，烟寺相望。”这也是随着北魏的逐渐汉化而在石窟造像上开始体现出本土化趋势的时期：比如第8窟后室南壁明窗西侧壁的菩萨像，开始呈现出汉人的面部特征，鼻头小而圆、眼窝扁平、面相丰润；被称为“音乐窟”的第 12 窟，在众多伎乐手持的乐器中，既有龟兹的五弦、西亚波斯的竖箜篌、天竺的梵贝，鲜卑的羌笛、羯鼓、胡笳、琵琶等，也有中原的筝、排箫、横笛、琴等，并且这些起舞飞天的伎乐基本没有明显的性别特征，与印度的男女双飞天形象大相径庭；服饰上也逐渐汉化，第 5 窟佛像已身着褒衣博带式佛装，第 6 窟则模仿汉式皇室贵族衮冕创造出全新的服饰，外衣为广袖汉式长袍，袖口宽阔、长垂至膝，衣襟为左衽、领口开至胸前，点缀有缚带，下装长裙，衣摆宽松飘逸、垂至脚踝、褶纹重叠；石窟的形制则开始吸收汉式建筑特征，外立面如“正面六间木构建筑”的第9、10窟，最早出现了仿木结构窟檐及屋形龛等。除此之外，据杭侃向《中国新闻周刊》解释，“包括佛传故事、装饰纹样的布局，（也）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汉画像石的构图方式”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