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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指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现在的科研资助体系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建立起来，当时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以绩效为导向的资助体系设计是在资源有限情况下，如何让科研经费得到最大化利用，“把钱用在刀刃上”。但在一个推崇竞争和排序的科研支持体系中，最后一定会形成“马太效应”，“已经拿到项目的人越拿越多，少数头部科学家经费充足，但还是不停申请经费”，真正应该得到支持的青年科学家在成长期却可能被边缘化。

　　据微信公众号“东丽人大”消息，4月26日，天津市东丽区十八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十二次会议，任命连欣为东丽区副区长。据微信公众号“北辰人大”消息，4月27日，天津市北辰区十八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十三次会议，任命杨占雷为北辰区副区长。

　　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副院长 李振广：这些消息传出来实际上是代表了这些国家对于台海局势有着深深的担忧，它们要提前制定预案。从2016年民进党当局上台执政，特别是2020年再次连任之后，加大了与美国勾连的力度，而且美国也强打“台湾牌”，这样就导致了台海局势连续的动荡不安。这种情况实际上很危险，我相信台湾老百姓感受到了，周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和民众也感受到了。

　　一切围绕项目的资助体系中，研究机构的运营、选题方向及科研人员的工资薪酬都和项目直接挂钩。庄辞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作为项目负责人，为了“凑人头费”，也就是给课题组的学生和博士后发得出工资，还必须不间断去申请新的项目，造成一定的重复资助。

　　2018年12月28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以拐卖儿童罪判处张维平、周容平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两人上诉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维持一审刑事判决，并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在4月27日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介绍通话的有关情况并强调，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中方一直在为和平发声，为和谈尽力，国际社会对此有目共睹。中方立场归结为一句话，就是劝和促谈。中方将继续为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发挥建设性作用。

　　对基础研究的稳定支持，国外顶尖机构是怎么做的？2019年，中科院组织了一个考察项目，旨在通过实地调研世界知名基础研究机构，总结他国经验，探索什么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基础研究科研组织模式，庄辞参加了这一项目。

　　一位不愿具名的科研管理人员对《中国新闻周刊》感慨，国家三令五申说科技人才评价体系改革要“破五唯”，尤其不要“唯帽子”，但问题是到了基层，无论对科研人员还是研究机构，都是凭“帽子”发钱，不可能不重视，甚至研究机构为维持自身更好运营，也会鼓励研究员多申请各类人才、科研项目，单位内部的排名或奖惩也都和项目直接挂钩。

　　从城镇非私营单位看，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年平均工资分别为13.3万元、9.0万元、10.1万元和9.0万元，分别增长7.1%、5.8%、6.1%和7.6%。以东部为1，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平均工资之比为1：0.68：0.76：0.68，2021年为1：0.69：0.77：0.67，东部与东北地区差距缩小0.01，与中部、西部地区的差距有所扩大。

　　因此，在这样一个互相嵌套的科研管理体系中，作为科研管理机构的政府、负责组织研究的科研单位和一线科学家之间，权责是模糊和失焦的。“这也是为什么2019年全国多地实行科研经费‘包干制’改革后，项目经费实行定额包干，只定总量，对执行细节不做约束，本是为了放权给科研人员，但现实中却起到了反向刺激，让人们想申请更多项目的原因。”周忠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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