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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发现疑似代理退保，我们会加强对申请材料的甄别审核力度，对客户真实性等相关内容进行审核确认，会要求提供投保人亲笔签名的委托书、有效联系方式，材料真实齐全才予以办理。”乔良说。

　　网传聊天记录显示，8月3日，一昵称“闵闽”的网友在群聊中发布了一条“昆明出2个人，一个22岁女大学生，一个17岁未成年，能走汇汪担保的老板来！”随后，一名疑似买家的网友联系“闵闽”，对女孩询价。

　　他表示，在这类案件中，如果金融机构发现贷款合同中写的用途是虚假的，仍然继续放贷，数额在200万元以上或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50万元以上，金融机构相关工作人员就涉嫌犯违法发放贷款罪。

　　2018年5月，郑州市纪委监委收到河南省纪委监委移交的关于反映巩义市副市长杨红伟涉嫌违纪违法的问题线索，其中有群众反映杨红伟利用职权从银行获取大额资金进行转贷，以此牟取高额利息。

　　当时覃国友已在县委副调研员任上干了6年，他想“既然‘官路’不畅，转走‘商路’”也行。2009年至2013年，覃先后以其本人及其女儿的名义，以购买挖掘机为由分4次向广西鹿寨农村合作银行贷款（合计305万元），然后将所贷款项借给王某某和张某某二人，并收取利息。经查，覃国友通过高利转贷方式共牟利119万余元。

　　出生于中国辽宁省的柳青拥有超过20年在华企业高管的经验，包括福特汽车大中华区副董事长、福特汽车国际市场集团副总裁兼法律总顾问。此外，他还曾在克莱斯勒汽车及克莱斯勒-戴姆勒公司担任领导职位。

　　扬州大学法学院研究生导师谷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这类金融机构主要负责人“监守自盗”的案件中，会考虑是否因其身份地位而产生更大的社会危害，并在量刑时予以综合考量。同时，这个群体的身份也决定了他们可能同时存在高利转贷和违法发放贷款的罪名。

　　执掌杨浦时，诸葛宇杰是当时上海市最年轻的区县“一把手”。后来不到一年时间三次履新，历任上海市委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市委秘书长、办公厅主任，之后出任上海市委常委，成为当时全国最年轻省级党委常委。今年全国两会召开前夕，由沪赴鄂任湖北省委副书记。

　　现实案例中，与公职人员通常凭借信用就可以贷到款相比，民营企业家往往需要抵押贷款，越在经营不善时，企业的贷款难度也就越大。这也被认为是民营企业家通过公职人员等渠道加息转贷的原因之一。

　　到2020年，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梳理当时的“70后”省部级官员，已至少有29人，从任职经历看，多来自三个领域——地方党政机构、金融或国企系统、纪检监察机构。比如2018年履新的李波、刘强、李云泽、郭宁宁均有金融从业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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