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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大同政务官方公众号消息，8月1日下午，大同市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强赴京与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举行工作会谈，就推动项目建设、拓展合作领域进行对接交流。副市长翟永清，万达集团首席副总裁刘海波，万达文化集团副总裁兼体育集团副总裁、中国公司总裁高益民，万达集团首席总裁助理兼发展中心总经理柏雪峰等参加会谈。

　　今年上半年，除上海和北京外，深圳（16297.6亿元）、重庆（14345.95亿元）、广州（14130.69亿元）、苏州（11458.4亿元）、成都（10705.5亿元）、杭州（9602亿元）、武汉（9503.33亿元）、南京（8316.92亿元）继续稳居前十，其中，杭州、武汉排名发生易位。

　　多位受访者还表示，公众对公职人员触犯刑法，了解最多的是受贿罪、贪污罪等，对高利转贷罪认知非常有限，这也让一些人即便知道身边有人存在这种行为，也意识不到这是一种违法行为。也有受访者表示，他身边的公职人员认为高利转贷行为挺正常，甚至这属于会理财的聪明人。

　　还有一些金融机构的主要负责人甚至监守自盗，自己亲自出手做起了高利转贷的生意。曾任云南省富滇银行副行长的孔彩梅，被通报虽然拿着上百万的年薪，却不知足，整天琢磨怎样钱生钱、利滚利。在审批贷款过程中，她了解到多位私营企业主资金短缺，于是滋生了放高利贷的念头。孔彩梅把自己筹来的资金进行高息借贷，“白天当银行行长，晚上作钱庄庄主”。经查，孔彩梅涉嫌贪污、受贿、高利转贷等多项违法犯罪行为，违纪违法所得共计3180余万元。

　　湖南展弘建设工程投资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沈裕伏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009年，他因企业经营出现问题，急需资金，想向当地银行贷款1000万元，为此他将自己几套合计市场估值约2000万元的房产抵押给银行，却仍迟迟未获得银行放款。

　　多位受访者还表示，公众对公职人员触犯刑法，了解最多的是受贿罪、贪污罪等，对高利转贷罪认知非常有限，这也让一些人即便知道身边有人存在这种行为，也意识不到这是一种违法行为。也有受访者表示，他身边的公职人员认为高利转贷行为挺正常，甚至这属于会理财的聪明人。

　　当时覃国友已在县委副调研员任上干了6年，他想“既然‘官路’不畅，转走‘商路’”也行。2009年至2013年，覃先后以其本人及其女儿的名义，以购买挖掘机为由分4次向广西鹿寨农村合作银行贷款（合计305万元），然后将所贷款项借给王某某和张某某二人，并收取利息。经查，覃国友通过高利转贷方式共牟利119万余元。

　　此外，多位熟悉涿州水利的受访者表示，北拒马河、大石河属于中小河流，防洪体系建设以地方投资为主，地方政府想要提升行洪标准，财力也是制约因素。不仅是涿州，因水利设施建设投资高，但难以给地方经济发展带来短期回报，导致不少地方政府对防洪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极端的情况不是没有。之前有一套北广家园的房子，报价1160万，980万就卖了。但这是捡漏，卖了就卖了，很长时间都不会再有。”张波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值得一提的是，成都以及杭州，则更多的是得益于服务业的高增长。以杭州为例，数据显示，上半年杭州GDP总值达9602亿元，同比增长6.9%。其中，服务业增加值6748亿元，同比增长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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